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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理论方法中法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1年4月8日至10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共同举办了“田野、理论、方法：中法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里昂第二大学、盖布朗利博物馆教学部的11位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教学机构的12位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齐集一堂，《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中央电视台等杂志和媒体的部分编辑、记者应邀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Nicolas Idier，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特级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部前主任Maurice Godelier，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分别作了简短的致辞。 　　研讨会以Maurice Godelier的演讲“21世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开场。他认为，地方经济正整合于全球经济之中，但多样的地方文化并未放弃自身。人类学和社会科学为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他还号召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学者担负起政治的伦理的责任。蔡华做了评议，与会很多学者赞同Godelier的观点。谢立中以“‘中国社会’：给定实在，还是话语建构?”为题就“话语性分歧”与“实在性分歧”相混淆的问题展开论述。他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些分歧，表面看是由于人们对现实状况做出了不同判断，实际上是人们在不同的话语系统约束下对现实做出的不同建构。Laurence Roulleau―Berger和Maurice Godelier等人就谢立中发言中所涉及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普遍性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Francois Laplantine认为，欧美不再是人类学的中心，今日的人类学是共享的、非霸权的人类学。人类学中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承认。人类学不是攫取，而是分享。在他看来，当代人类学必须审查与阶级、文化、性别、代际、肤色和环境等有关的社会关系。对此，评议人罗红光也批评了一些只重视数字而忽视人的研究。蔡华的演讲“再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实体”，指出信仰(对命题为真的信念)是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实体。信仰决定行为，决定社会运作机制。评议人Maurice Godelier开始有不同意见，在蔡华、罗红光和Laplantine分别讨论了信仰与行动的因果关系及“信仰”(belief或croyance)一词本身的复杂含义后，Godelier表示赞同。Jcan-Francois Gossiaux讲述了他对俄罗斯边境某自治区政治转型的研究：相比于政治体制主体或运行而言，符号和思想体系上的变化更为明显，而经济总是镶嵌在政治之中。评议人郭于华认为对社会转型之变化逻辑的研究十分必要。Laurence RoulIeau-Berger通过对一系列主题研究的比较，发现中法两国学者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存在特有和共有的空间。这些空间的形成过程，既包括了时而普世时而特殊的社会性学术知识的传承、交流、借鉴和本土化，也包括对它们的排斥、遗忘和再输出。对此，张静表示，在讨论一般性知识时不应以知识的产地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郭于华倡导人类学学者从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民族志的洞察力，并由此提出了四个努力方向。Marc Abeles在评议时指出，在实际工作方式和看待田野方式上发展出民族志的想象力非常必要。 　　此后，Marc Abeles介绍了他对欧盟共同体的研究。欧盟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其中涵括了不同的民族和相异的传统；欧盟也是处于建设中的机构，不断计划着自己的未来。研究欧盟办事机构或一个村落并无本质差别。潘蛟评论说，看似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机构却依然与民族国家纠结。针对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地权问题，朱晓阳以“农民怎么看地权?”为导引，展示了国家法律对土地产权的界定，以及农民自身的土地归属观念。从国家与社会的对照中，或许可以找到对农民地权观的彻底解释。评议人Laurent Berger对如何用彻底解释观解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表现出了浓厚兴趣。通过对两个“信众群体”的“信教行为”的比较研究，刘夏蓓认为，女尼群体几乎是在不理解教义的情况下接受了宗教，而当她们了解了教义后则变得更为坚定。Monique Jeudy-Ballini针对信众群体的群体特征进行了提问。罗红光讲述了一种新型的写作模式，即以第一人称进行反思性写作。他运用“常人民族志”方法，探究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理解如何达成。Jean Claude Galey对该发言给出了评论。 　　随后，Jean-Claude Galey就种姓制度与民主制度在印度的相遇展开论述，揭示印度社会中这两种力量相互交织、同时共存的表现及特点。色音陈述了广泛存在的多种萨满活动后，提出研究萨满教时需注意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