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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风险传播悖论和传媒角色担当 　　摘 要：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既构成公众认识外部世界的“传媒镜像”，同时又在当下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在风险传播的普遍悖论（矛盾）下，大众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应该有理性的角色期待与定位。大众传媒必须肩负社会（公众）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关键词：风险传播；悖论；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传媒角色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3―0255―04 　　 　　人类社会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同各种风险斗争的历史。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风险发生频次与强度大大加速。仅以我国观之，2008年以来的汶川地震、瓮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陇南事件、甲型H1N1流感、校园安全等不断影响着国家的政策议题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因素导致的风险对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风险存在成为社会常态和当下社会的重要特征。 　　 　　一、风险社会形成的原因及其表象 　　 　　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将人类拖进一个风险高度发生的时代，吉登斯用“失控的世界”①来概括当代人类社会的风险特点，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则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得到了吉登斯、拉什等社会学家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当传统的工业社会向高度现代性社会转化时，随着核技术、化学技术、基因技术等的发展，人类生活开始面临两种根本性转变：“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②，人类随之迈入风险社会。与此相应，风险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农业社会的自然危险→工业社会的可以控制的“外部风险”→风险社会中高度不确定性的人为制造的公共风险。因此，现代风险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它以科学技术为直接源头、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进而产生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未意料到的后果,这种后果的影响多半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很可能是全球性而不是地方性的。 　　关于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用“系统性风险”进行了解释。该组织报告《面向21世纪的新风险―――行动议程》指出：“人口、环境、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改造了传统危害，却导致了新型风险，改变了风险的脆弱性，转化了事故影响扩散的途径，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依赖于大众媒体，而媒体报道着眼点由信息公布转向娱乐，使得相关问题以大众化而非信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信息闭塞，加剧了危机的社会后果。”拉什也从技术手段特别是传播技术极度扩展来揭示风险形成。他认为：“技术资本主义试图将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安全机制和保险原则拓展到人类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地步，技术资本主义希望能够在未来世界中确保化解一切风险，消除一切不利事件”，然而，技术手段“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③。罗森塔尔、贝克等人也都谈到大众传媒在风险产生过程中的影响，罗森塔尔甚至将媒体化作为公共危机的重要特征之一。总之，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传媒在风险社会生成中的影响与作用。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宏观来看，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高发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问题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不仅有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也有贝克所说的现代性带来的不确定。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问题呈现的复杂性与现代化过程带来的不稳定使得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普遍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风险语义正逐渐盖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④。从微观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产事故屡禁不止。据粗略统计，“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造成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二十万人，伤残超过二百万人，经济损失超过六千亿人民币”⑤，其政治和社会影响也难以估量。童星和张海波把我国高风险社会表征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二是表现为社会结构紧张乃至断裂，社会冲突加剧；三是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增强，由此导致无法预知的后果；四是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与自我危害。概言之，我国的风险社会特征既具有与其他国家风险社会的相同特点，又表现出自身特殊性。 　　 　　二、风险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悖论 　　 　　突发公共事件是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