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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权背景下领导干部心理压力和自我管理研究 　　摘 要：“限权”是一国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分析“限权”背景，阐述造成领导干部心理压力的多种原因：绩效考核重置、要素关系整合、资源分配优化以及权力合法性拷问，对此提出加强领导干部自我管理的对策：践行“心本管理”理念、强化个人感召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厘清角色归属等。 　　关键词：限权;领导干部心理压力;自我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47-04 　　查阅《辞海》，限字取“阻隔、界限、指定的范围、限定、限制”之意，权字取“掌握、控制、权力、权利”之意。本文中，“限权”即是限制政府权力。《辞海》对“权力”有三种解释：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三是管理学上一个人借以影响另一个人的能力。其基础是对资源拥有者的一种依赖关系。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权力与依赖关系的性质和强度[1]3204。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乃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处于某种社会关系内的一个行动者能够不顾抵制而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2]357这种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论调多少使我们获得了关于国家权力的一些认识。国家权力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一定主体（统治阶级、人民或其代表、某些个人）基于国家政权的优势动员相当广泛的物质力量来实现或强制实现国家意志的可能性或资格[3]105。孟德斯鸠讲道：“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2]55所以，在现代社会，限制公权力变得必要而迫切。 　　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一直以来都是政治领域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正如美国教授加里?沃塞尔所言，限权政府“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被管理者的权利和自由的限制。这一原则基于立宪政府的根本思想：人民把宪法列举的权力和职责授予政府，同时把其余的权力留给自己。”[4]26即，通过法律和社会对政府自身的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严格监督和限制，以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犯。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限权政府的基本理念颇得我国法律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青睐[5]30。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认为，政治文明之“政治”，在现代维度上讲，就是限权文明。我们能够在政治上限制住权力的时候，权力才可能被制约[6]351。 　　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看世界，效仿西方，主张宪政和权力制衡思想。孙中山从宪政的角度出发，参照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借鉴中国历代政治资源，提出了自己的分权制衡制度设计，即“五权宪法”。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的五权制衡和政权、治权的二权分立，是这一制度设计的最大特色。孙中山把国家权力一分为二：“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作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作治权;治权就可说是政府权。”他认为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来管理政府，政府通过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来运作治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7]66。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所创立的权力制约思想得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践与完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我国现行的权力制约机制。主要由人大制约监督、法律制约监督、民主党派制约监督和群众、舆论制约监督等几方面组成。这些制约形式功能各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展。 　　2012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限权’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出发点”一文。文章指出，如果说“权力”和“权利”是民主政治的一体两面，那么，近十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前者的被“监督制约”和后者的“充分保障”恰成鲜明对比，勾勒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脉络。“制约权力”与“保障权利”的共同之处，在于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制约权力”是指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并持续贯彻实施，使“限权”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出发点。 　　可见，“限权”是一国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现代社会权力设置的目标应当是：既要使权力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权利，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同时又要防止权力侵犯权利，从而背离公共目的。因此，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应是：权力以权利为基础，权力以保障权利为目的。在实践中，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力量虽然不对等，但本质上公民权利有对行政权力合理限制的基础。“限权”不仅是法治的逻辑结果，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诉求。 　　一、领导干部心理压力归因分析 　　限权背景下，政府在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