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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批评和桐城派文论构建 　　摘 要：编纂散文选本是桐城派构建与宣扬其文论主张的一项重要举措，方苞所编的《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是其“义法”理论的具体体现，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理论也是通过编纂《古文辞类纂》来进一步构建与实践的。方、姚的选本批评及其构建起来的桐城文论对桐城后学的散文选本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后来桐城派选本选文定篇、文风取向的自觉理论依据。这种独特的选本批评视野对于深入考察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选本批评;桐城派;文论思想 　　作者简介：武海军，男，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明清散文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散文选本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2CZW013;第5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M530415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1-0127-06 　　 选本是编纂者文学理念的具体化，既有助于文学观念的成熟、定型，也以一种更为直观而有效的方式促进文学观念的传播。桐城三祖方苞、刘大??、姚鼐都通过选本将自己的文学观念付诸实践，并以评点方式使所选作品成为自己理论的示范。他们的文学观念以及编纂选本、评点作品的选本批评方式一起构建了桐城派的家法，为桐城后学接受并效法。 　　 一、 “义法”视野下的方苞选本批评 　　 桐城派的文论，以方苞的“义法”说为纲领，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方苞解释“义法”的来源与内涵时说：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P59） 　　所谓“义”，就是“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法”，就是“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就是要求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统一。此外，方苞还在《左传义法举要》、《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书归震川文集后》等文中多次论及“义法”，涉及文章义理、篇章结构以及文辞雅洁等许多具体内涵。 　　 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为果亲王允礼编成《古文约选》一书，在该书的序言及编选体例中，方苞系统阐述了“义法”说的内涵。其《序例》云： 　　 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其次《公羊》、《?Y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Y》、《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2]（卷首） 　　方苞认为古文“义法”之源在六经、《论语》、《孟子》，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为《左传》、《史记》，其次为《公羊传》、《?Y梁传》、《国语》、《战国策》，再次为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进而又明确指出：“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模而自与之并矣。”[2]（卷首）在方苞看来，《古文约选》之所以只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散文，是因为它们每篇只写一事，却取古文之精，读者只要掌握了它们的义法，就能溯流穷源，触类而通，在写作制举、论策等各类文章时就能得心应手、绰有余裕，这是明“义法”的根本所在。揭橥所选文章的“义法”，使承学之士得其津梁，也成为方苞《古文约选》评点的最核心内容。如其评《过秦论下》云：“此篇言子婴不能救败，而深探其本，则由于秦俗忌讳，故三主失道，乱亡形见而人莫敢言，己终不知，因重叹雍蔽之伤国，以总结三篇之义也。古文之法，一篇自为首尾。”[2]（西汉文约选）先总结文中所蕴含的秦亡之“义”，后指出为文之法，从“言有物”与“言有序”两方面对《过秦论下》作了精确的阐释，可谓得其津梁，尽其精蕴也。评董仲舒《汉武帝策贤良制一》云：“古文之法，首尾一线，惟对策最难，以所问本叉牙而难合也。惟董子能依问条对，事虽不一，而义理自相融贯，且大气包举，使人莫窥其熔铸之迹，良由其学深造自得，故能左右逢源也。”[2]（西汉文约选）这种结合具体文章阐述的“义法”理论，既直观明了，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承学之士理解并运用其“义法”理论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方苞对两汉及唐宋八家文中的不合义法之处，也不留情面地明确指出，如评刘向《谏起昌陵疏》云：“左氏叙事，于极凌杂处间用总束，或放首，或于尾，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