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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山文集和归潜志史料价值比较研究 　　摘 要：本文从史料学角度入手，对《遗山文集》与《归潜志》两书中所记载的金代人物小传、对金代事物的评论、诗歌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人物传记方面，《归潜志》所记载人数多，但是多为汉族文人，即使非为汉族文人，其入选也是因为其文学素养较高，故身份重复较多；《遗山文集》中人物数量略少，但是身份多样，在宗教人士、女性、由金入元官员等三方面远远超过《归潜志》，其史料价值更大。在对金代事物的评论和诗歌两方面，《遗山文集》涉及到金代历史的各个方面，丰富程度较《归潜志》更大。故《遗山文集》史料价值超过《归潜志》。 　　关键词：《遗山文集》；《归潜志》；史料；传记；诗歌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16-04 　　《遗山文集》是金、元之交文学家元好问的作品集。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他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卒于蒙古宪宗八年（1257），是我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他以记录金朝史为己任，认为“国亡史作，己所当任”[1]。《遗山文集》是在元好问故去五年后，由严忠杰结集、张德辉类次而成的作品。全书共分四十卷，其内容主要分为诗和文两大部分，其中诗歌有十四卷，各类文章二十六卷，包含了关于金朝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的丰富史料，堪称一部完整的晚金史[2]。 　　《归潜志》是出自金末元初人刘祁之手的笔记体资料札记。刘祁，字京叔，号神川?q士，浑源（今山西大同市）人。“为太学生，甚有文名。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3]清代四库馆臣经过研究认为，“壬辰之变，祁在汴京，目击事状，记载胥得其实，故《金史》本传称祁此《志》于金末之事多有足征。”[4]《归潜志》全书共分十四卷，除第十四卷记载的是他人赠与作者的诗歌外，其他十三卷均为刘祁亲作。前六卷为文人小传，第七到十三卷则为作者对当时文人轶事、政治形势等的记述与评论。 　　上述两书对金朝历史而言价值极大，本文从史料学角度出发，对两书中所记载的人物传记、对历史事物的评价、诗歌及其他事实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以求对金代史料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两书人物传记比较研究 　　《遗山文集》和《归潜志》中都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其中《遗山文集》中有87人的墓志，而《归潜志》中以小传的形式记载了123人的事迹。元好问与刘祁的记载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 　　相同点是两人的目的非常明确，都旗帜鲜明地说明著文的目的是为了记载当时人当时事。如元好问在为金朝吏部尚书张公理作碑志时就认为，“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后世征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窃为宗国羞之。是以慨然论次之而不敢辞。”[5]将“故老”之事刻于石碑，目的是垂范后世。 　　刘祁则在《归潜志?序》中写道：“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诫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6]将作者曾经与之交游之人的言行、议论记录下来，以规劝后来者。 　　二、两人文中所记内容，均有可靠来源 　　元好问所撰写碑志文的内容来源有四类：第一，为元氏本人的亲属撰写碑文。如族祖元滋新，“殁而不书，族党之过。乃追为之铭。呜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7]第二，为师友作墓志铭。如元氏好友刘景玄，刘景玄死后，其母对元好问说：“‘吾儿有当世志，今郁郁以死矣！子与之游，最为知己，当为作铭，无使埋没也。’好问泣且拜曰：‘铭吾兄者，莫好问为宜。’乃作铭。”[8]第三，为元氏平素景仰之人做墓志铭。如同乡聂元吉，“道不同不相为谋，故虽与之同乡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尝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于世，世亦望焉，而卒之无所就也，乃为之铭以哀之。”[9]第四，为受好友请托且有可靠信息来源之人作墓志铭。如僧人法云，“刘邓州光父，师乡曲也，知师为详，托予铭其墓。予以刘为不妄许可者，乃为之铭。”[10]从以上四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元好问所撰写的碑文并非空穴来风，均是有所依据。 　　刘祁在文中所记载之事都是亲见亲闻之事，他在《归潜志?录大梁事》的结尾写道：“嗟乎，此生何属亲见国亡？至于惊怖、劳苦万状不可数，乃因暇日，记忆旧事，漫记于编。若夫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敢录。”[11]由此可知，对于不是亲见亲闻之事，以及传说失真之事，作者“皆不敢录”。 　　两人所记均为亲戚、师友之事，故文中避讳之处亦在所难免。如元好问为赵秉文做墓志时，对由其引起的明昌党狱只字不提[12]。再如刘祁在撰写为崔立立功德碑之事时，把责任全部推到元好问头上[13]。 　　不同点有：首先，两书所记人物数量不同，族属种类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