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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语法下战狼Ⅱ和国家形象构建 　　【摘要】根据视觉语法理论和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解析电影《战狼Ⅱ》的叙事画面可以理解该电影的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在解析电影画面含义的过程中探讨了该部电影如何成功塑造出一个英雄军人的形象，分析了电影在叙事过程中如何通过画面和有声语言共同构建中国在新时代的国家形象。 　　【关?I词】视觉语法；巴尔特符号学；国家形象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与世界上的文化、经济交流越来越广，但是网络语境下或者外国环境中仍存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解现象，甚至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裹小脚、留大辫子的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如何表达和叙述中国的国家形象成为当前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一个要务。 　　当代许多中国文艺工作者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内部来描写中国的形象，而是开始“周边看中国”[1]，比如2016年12月上映的程耳执导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是从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日本人的视角来讲述中国的近代史进程，这是从外部视角来理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多元化矛盾问题。还有2017年7月上映的吴京执导并主演的《战狼Ⅱ》则是在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下来构建中国的大国形象。本文将根据视觉语法理论和符号学理论来解读《战狼Ⅱ》的中国形象的构建。 　　二、理论概述 　　（一）视觉语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从诞生之初就一直致力于语篇和交际的研究，但是近年来，学界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交际中的图像、姿势以及空间运用的表达与功能[2]。公共符号学专家Kress[3]认为，视觉符号和语言符号共同形成的意义是大于二者的简单相加所得的意义总和的，van Leeuwen[4]将多模态分析运用到了影视文艺作品的领域。这种观点是基于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它强调的是符号的功能和社会意义，认为解读符号的意义一定要基于特定的社会语境。这一理论被广泛地用来分析各种文艺作品，例如戏剧、小说、电影、音乐和视觉艺术等。电影作为一个视听觉的符号系统不仅具有符号性，还有艺术性，它的表达和传播效果更佳，在国际传播语境下更具有渲染力和说服力。对于电影图像的解读，要研究视觉符号和语言符号的互动关系，并对其进行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才能解构其意义和文化内涵。 　　O’Toole[5]等人提出语篇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而Kress[6]认为语篇是社会语境中所存在的所有符号系统，不仅有有声语言，还包括文字、图像、颜色等视觉符号，还有音乐、音响等听觉符号系统，还在系统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视觉语法的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韩礼德先生强调社会符号性，早在1978年时就提出了语言的语法规则不仅仅是用来参考的，而是“制造意义的资源”，因此，社会传播中的符号系统不仅包括语言符号，还包括多种非语言符号，他提出的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也不是仅限于语言符号系统的。因此Kress[7]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视觉语法理论框架，提出了图像表达的三种意义功能：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图像的再现意义是对应于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概念功能的理论，指的是图像能够真实客观地复制现实世界，它呈现的是图像中各个符号之间的交际关系[8]，可分为叙事性再现意义和概念性再现意义两大类，其中叙事性图像包括行动、反应、言语和信息四种过程。图像可以展示再现参与者、观看者和图像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图像的互动意义。图像符号系统通过接触、距离、视角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来建造互动意义，并能体现出观看者对再现的图像的理解和所持的态度[9]。图像的构图意义是指将图像的互动意义和再现意义统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的符号系统。简单来讲，普通语法学是研究人们用语言表达什么，而视觉语法描述视觉符号的组合规则，是为了研究人们如何用图像来表情达意以及图像是怎么表现人们的社会行为的。 　　（二）符号学 　　索绪尔提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电影因其符号性而成为一种能够携载大量信息内容的讯息体。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讯息是在某种语境下、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所传递的内容，应该属于能指。但是对于电影来说，它的表达式是多模态的组合体，又属于所指，图像是其核心内容，并由音乐、音响、台词等多种模态共同组成。电影符号也因此成为由两种不同结构构成的讯息体，一个是图像本身的结构，另一个是与图像并存的声音系统，包括台词、音乐、音响等。在电影的传播过程中，这两种结构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独立，声音系统和图像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统一的关系，还有声画对立等表现形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内涵意义和艺术效果。 　　巴尔特符号学理论认为“素描、绘画、电影、戏剧和照片一样都是现实的类似性再现，它们均是一种无编码的连续讯息”。鉴于电影符号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二元统一，就需要观看者进行解读。所以，要理解电影的表层含义和深层隐喻意义，需要在社会语境下解读其二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