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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农户服务需求和农民合作基础研究 　　摘 要： 传统农业时期，中国农村曾普遍存在农民的生产互助行为。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取得巨大进展，农户的农业服务需求迅猛增长，但农民合作社的生成比较困难，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也明显减少，“农民合作难”现象突出。作者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实际调研资料为依据，研究了农业产业化引起的农户农业服务需求的具体变化与农民合作基础的相应变化。研究显示：（1）农业生产多元化、农户经营规模分化、现金收入增长、农户的亲戚邻居情谊淡化等因素冲击了传统农业时期的农户非正式合作行为。（2）我国农户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解体，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尚未建立，是现阶段农民“合作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条件下以行政力量推动成立的农民合作社往往成为“空架子”合作社。 　　关键词：西北地区；农业服务需求；农民合作基础；农民合作难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5-0078-08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自然环境恶劣，市场经济不发达，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相比中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同时，西北地区目前已经成立的大量合作社既没有社员间实质性的合作行为和惠顾分红，也没有建立规范的民主管理，甚至没有起码的信息和销售服务，是所谓的“空架子”合作社。而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绩效水平，则与合作社的生成方式与生成过程有关。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是因为现实中农民创立真正的合作社比较困难，也是因为缺乏对合作社机制的认识，政府急于求成、人为生硬推动。因此，从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衡量，农民合作社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农民合作行为的环境条件、合作社生成机制的研究，仍然是目前和今后一定时期我国农民合作社研究的最主要的基础课题之一。 　　许多学者认为，村庄内农户非正式的合作可以成为新型农民合作社创建的基础。苑丰、刘武芳认为，农民之间非正式的组织化方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单个农户的分散与弱小，保证了正常生产和生活的继续，而且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其他农民自组织的成长与发育提供了效能示范、合作精神、联系网络、组织演练等基础[1]。王志华指出，合作对于改善村民的处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合作，村民可以增强村庄的社会关联，降低村民的原子化程度与边缘感，重新粘合逐步瓦解的村庄共同体，减轻因社会剧变而产生的缺乏安全感、恐惧感、受挫感[2]2。王铭铭通过对村庄的个案研究，考察了农民互助合作体系的历史变迁，质疑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两元论，认为农民合作作为一种社区地方性制度在当前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3]。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户之间的传统合作迅速衰落，成为我国农民“合作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贺雪峰认为，革命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使传统村庄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越来越成为原子化的农民，合作可能性越来越少，合作成本越来越高[4]。董磊明指出，市场经济使农民更多由实物交换变为货币清算，这无形之中拉大了彼此的社会距离，加上许多村庄内缺乏分层，关注公共利益的社区精英缺失，合作便难以维持[5]。周绍宾认为，村民的自发性合作虽然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并不稳定，加上市场化的不断侵袭，村民之间的自发性合作越来越货币化[6]。Bardhan指出，与城市更高程度的关联、市场取向等对农村产生了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使得农村公共生活贫乏，组织资源不断流失[7]。康敏认为，新农村建设带动了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加速了传统的小家小户的合作形式的崩溃，尤其是在生产合作与信息合作方面[8]。 　　课题组于2011年1月、7月、10月，分别调查了甘肃省民勤县、青海省共和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农民合作社发展情况。调查中发现，西北地区近年来农业产业化迅速推进，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本文以上述三地区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西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引起的农户农业服务需求的变化以及农民合作领域与合作基础的变化，从实际的场景中，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观察传统非正式农民合作衰落的原因，研究新型合作社发展困难的原因。 　　一、 传统农业时期农民家庭的服务需求、合作领域与合作基础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虽然贫穷但有效率。长期停滞的农业技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反风险的经营目标，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是其基本特征[9]29。西北地区的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按家庭人口分配，租种土地者极少，农民家庭之间的经营规模相差不大，种植的作物，夏季一般是小麦，秋季为各种小杂粮。房前屋后，有一块菜地，也种几棵杏、桃、枣、沙枣树。家家都养几只鸡，一头猪，多数人家会有一两头大牲口，有牛、驴、骡、马等。这种家庭生产方式的显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