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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人性和主题探析 　　《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著，“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最成功的戏剧。 　　《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这个剧本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最初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生为了功名进京应试，得了高官，抛弃了莺莺，把故事写成了悲剧。“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主题并未得以体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歌颂了青年男女为了争取个性解放、爱情幸福而大胆地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自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爱情观逐步形成，但他的爱情观中还掺有感恩、报德等非爱情因素，没有体现出男女普遍的爱情理想。《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这一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里的呐喊，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 　　可以说，在王实甫以前，谁也没有这样响亮、明确的呐喊。他歌颂爱情，赞美为争取理想自由而与封建势力斗争的精神充分寄托了广大人民对爱情的期望。在崔、张故事中，贯彻着这一题旨，从而使这一流传数百年的题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成为数百年来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赞歌。 　　崔莺莺，一个极富个性，渴望爱情的女子，由于生活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出身于门第显赫的家庭，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压力使她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欲前又止，真真假假，反反复复。她既要克服封建礼教长期对她的影响，又要躲开老夫人的耳目。在不知道红娘已经转为同情她的情况下，既要利用红娘，又觉得“小梅香拘系得紧”，还要表现出小姐身份的尊严与矜持。她挖空心思，生出许多“假意儿”，对红娘遮遮掩掩。对张生，她越爱越深，但要迈出“大胆”的一步，又有许多顾忌。在经历了许多引人发笑的行为举止后，她逐渐走上了叛逆封建礼教的道路。 　　在这里，潜在的人性魅力，是莺莺冲击礼教的重要力量。 　　由于“父母之命”，终身早就许给了“花花公子”郑恒的莺莺，忍受着青春无比的郁闷，所以她遇到风流俊雅的张生时，便一见钟情。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着香肩，只将花笑捻”。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却回顾―觑末―一下。“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封建名训，对莺莺却无丝毫约束力。这一细微而又引人注目的举动，充分展现了她性格发展的走向。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月下吟诗，便去隔墙酬韵；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步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礼教的道路。“至于崔莺莺在‘赖简’之后突然半夜飘然而至张生处，让张生‘软玉温香抱满怀’，两人私下结合。此等惊世骇俗之举，一般女子是敢想而不敢做的”。 　　爱情拥有着无比巨大的力量。莺莺一直在追求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憎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发出内心感触“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目送情郎远去，她作最后的叮咛“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一再提醒张生“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正是这样纯洁的爱，铸就了莺莺比金还坚的情，在她心中任何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 　　莺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存在一些顾虑，正切合女性对人性的含蓄表达，而张生对礼教的露骨挑战，则充分表明男人对人性的大胆释放。 　　张生在佛殿撞见了莺莺，猛然惊呼：“我死也！”这三个字，不但活画出他魂飞魄散的情态，更可以看出他简直不把封建礼教放在眼里。接着他在道场上迎着红娘，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娘反问：“谁问你来？”张生竟不答腔，单刀直入地又问：“敢问小姐常出来么？”这一段精彩的对话脍炙人口，把张生在爱情的驱动下痴迷冒失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 　　在“赖婚”一场，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他一早起来，精心打扮，“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一心等待崔家来请。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