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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改革浅析 　　摘 要：“中国法制史”是法学本科的一门核心课程。文章从“中国法制史”教学现状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的路径。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法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1-0020-02 　　“中国法制史”课程属于基础法学，是法学课程中教学难度比较大的一门课程。从纵向来看，其包括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近现代时期等四千多年的法律知识；从横向来看，其包括了刑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司法等内容。因此，要想学习好这门课程，除了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储备外，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语文等基础。“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法学和历史的交叉学科，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教学内容围绕中国古代法律展开，要求有相关文献和典籍的佐证；该课程与法律、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联系紧密，因此要求视域广阔，背景知识覆盖面广；该课程与法学理论、部门法学等联系紧密，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部门法学知识基础。同时，传统的法律与当前法律实践性操作具有一定的联系，要求从法律基础、文化理论等层面进行深刻理解与剖析，这样进一步加深“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教学的深度。 　　一、“中国法制史”教学现状 　　（一）教学手段单一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中国法制史”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听课为辅，这就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以及对知识探知的渴望。同时，由于教师自身条件的限制，比如一部分教师缺乏历史学或者法学的基础和实践性经验，因此，讲授的内容主要局限于枯燥简单的教材，但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尽管“中国法制史”属于法学基础理论学科，但是它依然具有实践意义。所以，如果能紧密联系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或者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的优点，播放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新闻与案例视频，进一步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性，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法制史”的各种制度延续的意义所在，比如“回避”制度在古代就存在，在今天的民法、刑法中它依旧具有重要地位。这样，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法律制度演变的原因，如古代普遍存在“株连九族”制度，在今天却不允许。总之，“中国法制史”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地、系统地将古今巧妙联系起来。 　　（二）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 　　“中国法制史”的理论性特征使得学生学习起来非常被动，比如，“中国法制史”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学生对课程的了解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还按照高中阶段的模式学习，对教师过于依赖。首先，学生根本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问什么、怎么问。同时，学生对这门课程定位不准确，认为只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史学材料的简单堆积，与刑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等相比，“中国法制史”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这种定位的功利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完全为应付考试，取得学分。其次，作为一门时间跨度较大的学科，该课程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文言文基础，比如《唐律疏议》、《宋刑统》等古代法律，如果没有一定的文言文基础，很难读懂。最后，该课程生僻字比较多，并且专有名词也比较多。学生学习起来感觉吃力，容易产生懈怠和挫败感，结果会更加排斥这门学科。这样就会无形中产生恶性循环，学生会越来越缺乏学习热情。 　　现代社会存在着浮躁和功利性，在高校里，一方面，教师片面认为一些部门法比较好就业，应该着重讲解，而基础理论用途不大，教学的时候可以一笔带过；另一方面，学生在就业压力的驱动下，学习更加功利化，不学或者粗略地学习基础理论，下大力气学习部门法，认为学得越好就业率就越高。并且，更有甚者对基础课程不重视，认为要多开设一些技能型课程，如谈判技巧训练、企业法律实务等，就能增强学生的应用能力，盲目增加就业指导型课程，使得本科教育走向庸俗化。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就业压力面前，学生对课堂上的学习不太重视，毕业实习更是如同虚设，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司法考试、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上。博登海默说：“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1]“中国法制史”不应该被轻视而应该被重视起来。 　　（三）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时间跨度大，涉及知识面广，学生感觉学习吃力、学习难度较大。由于该课程涉及中国传统法律和文化，但是学生缺乏一定的文科知识积累，并且对中国传统法律和文化缺乏一定的了解，对中国法律基本制度、重点制度等知识梳理不清晰，因此学习起来事倍功半。在当前现行的大学教学体制和教师业绩评价体制之下，教师普遍存在重视科研轻视教学的现象，教学效果的好坏缺乏相对科学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而科研工作却很容易通过量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教师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科研上，教学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