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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治的模式”论坛专题 　　在作为“世界领带工厂”的嵊州市，那些与色彩和时尚毫不相干的东西常常为外界所忽略。但是，嵊州市一个叫“八郑”的普通村落最近却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与那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创造了惊人财富的中国村庄传奇不同，八郑村的故事是如此的平淡无奇，即使在浙江富裕村庄的排行榜上也无名无姓。2005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仅仅10万余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也才7864元。然而这并不妨碍一大批思考和渴望改善中国“乡村治理”的有识之士，对这个不久以前还默默无闻的偏远村落投以热切的目光――在那里，一大群与土地相守的村民以最朴素的方式改变了沿袭半个世纪的村治传统，并创造性地提出“八郑规程”（指浙江嵊州八郑村村民依法自治制度与流程，以下均简称“八郑规程”），使许多人有理由相信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突破已为时不远。 　　 　　八郑一小步，基层民主一大步 　　 　　基于村民们的生活体验和直白的逻辑，“八郑规程”从不寄希望于一两个“村官”的所谓智慧和魄力，他们试图习惯在村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桌上而不是在某个村干部的脑子里安排自己的未来。 　　６月17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专家、官员和新闻界人士来到八郑村实地考察，专家指出“八郑一小步，基层民主一大步。”这一前所未有的嬗变意味着村治方式从“村官治理”向“村民自治”转变；村治职能从“行政事务管理”向“农村公共服务管理”转变；村治和谐从“事后矛盾调节”向“事前自主化解”转变。 　　这种有效的村级民主管理机制的努力，无疑激发了不少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的理论热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6月18日，由求是《小康》杂志社、中共嵊州市委和嵊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村治模式”论坛在嵊州举行，专家们力图探寻一种具有规范操作程序的民主管理模式，从机制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力。 　　这次论坛当然不只是鲜花和掌声的盛宴，关于“八郑规程”和村治模式的许多深刻见解还将借助这些最有声望的学者和专家的声音传得更远。这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国务院研究室原副主任李炳坤，全国政协委员、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农业部原总经济师姜永涛，著名学者温铁军以及浙江省和绍兴市的部分领导，他们的声音毫无疑问值得倾听。而台下也坐满了来自广东、江苏、河南、黑龙江和浙江基层县(市)、乡镇及农村的代表；嵊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各乡镇、街道班子成员，100个重点村的村支书。本次论坛也吸引了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浪网等数十家媒体的记者，共有500多人参加了这次论坛。 　　本次论坛由求是杂志社秘书长盛天启主持。此前盛天启就表示“八郑村的民主进步走在了全国前列，他们现在做的事是将来５#12316;10年后其他地方要做的”。 　　 　　“八郑规程”源于党风廉政建设 　　 　　八郑村是三界镇第一大村，共778户2765人。八郑村同全国所有的农村一样，面临着乡村治理的各种问题。 　　“从近几年我市党风廉政建设的现状来看，基层党员干部的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从农村基层反映出来的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村干部以权谋私和村干部工作作风等问题仍然不少。”嵊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旭波说：“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村级事务操作不透明、制度不健全、执行和监督不到位造成的。” 　　据不完全统计，嵊州市自1997年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以来，先后出台民主管理方面的制度已经不下30个，但真正做到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的村还不到1/3，这种“民主不足、集中有余”的现象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一套制度完善、执行有序、监督有力的民主管理规范化体系。 　　为了构建村一级惩防体系，继而向民主管理的深度发展，2006年2月，嵊州市纪委开始在八郑村全面推广以“服务新农村建设”为最终目的的，以“八项制度”“八大流程”为主要内容，以“标本兼治、疏导结合”为切入点的民主治村模式，即“八郑规程”。 　　王旭波介绍说，“八郑规程”的主要做法是把工作制度转化为工作流程，村干部靠流程来执行，老百姓靠流程来监督，镇政府靠流程来检查考核，突出强化制度的执行效率，努力做到还权于民。 　　 　　“八郑规程”重在实践 　　 　　在习惯了村级干部说了算的村庄推行基层民主管理并非易事。但是嵊州市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嵊州在全市推行了“八郑模式”。嵊州市市委书记陈月亮在作“嵊州市新农村情况介绍”时说，嵊州在1060个行政村开展了“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创建面达96.9%、达标面积达55.5%。 　　郑新立在论坛召开前就仔细研读了“八郑规程”，之后又专程来到八郑村实地考察。他评价说，“八郑规程”将制度、程序、运行和监督四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村官村民选、村策村民定、村务村民理、村事村民管的民主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