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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城市休闲制约因素的研究 　　[摘要]在中国六城市中，基于研究对象的自主重要性，可以把休闲制约因素分成相对清晰的八种类型。而且，较之于社会心理学抽象地把休闲制约因素分为诸如“个体内部的”或“结构的”等制约因素，以民族志学的方法所提供的休闲制约因素对各级政府官员和休闲服务行业更有价值。今后更多的研究应该需要清楚地把休闲制约因素重新分类，即基于研究样本所提供的信息(民族志学法)而不是被研究者强加(社会心理学法)去分类休闲制约因素。 　　[关键词]休闲活动；休闲制约因素；自由列举；民族志学；中国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 　　 　　英国休闲研究学者和作家Chris Rojek在《休闲与文化》一书中写道：“文化从来还没有在休闲研究中以人类学的形式出现过。”但是本文的第一作者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家，从1981年就开始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休闲。尽管休闲研究学者还没有能够采纳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去研究休闲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但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人们完全没有把具有传统和有特色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学的研究目的包含在休闲研究中。此外，由于绝大多数的休闲研究都是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等英语文化圈中进行的，因此可以明确的是，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以人类学为中心的研究产物以及民族志学还没有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休闲研究发展产生影响。 　　那么，什么是民族志学(ethnography)?尽管存在很多有冲突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民族志学的本质被定位在它的核心，也就是描述。具体而言，民族志学是对人，尤其是聚集在某个社区生活的人们的描述，是对社会群体文化的描述。正像我们所知道的，文化已经为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定义了很多次。比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Alfred L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在1952年发表的著作中就收集了一百六十余个文化的定义，此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文化的定义。但近年来，认知性的文化定义在美国科学人类学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定义的优势在于把文化定位在文化群体的头脑意识中，而不是定位在群体的行为或自我造作中。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这种定义可以使研究者用量化的方法去研究文化，并且用文化作为独立的、解释性的变量去研究行为。美国人类学家Ward Goodenough在1957年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认知性的文化定义：“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由必须被该社会成员知道或相信而且被这个社会的成员所接受的事物组成。文化不是一个物质的现象，它不包含事物本身和行为情感，反而是这些事物的组织和安排。它是人们在大脑中所拥有的事物的形式以及感知、认同和解释事物的模式。” 　　因此，根据Ward Goodenough在1957年的定义，文化是人们所知道和相信的事物，以使他们在自己的社会群体中行为得当。比如中国的孩子学习中国文化，所以他们能够在举止上表现得像中国孩子；同样，美国的孩子学习美国文化，所以他们能够在举止上表现得像美国孩子。但是，在中国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例如，在新疆、浙江、北京的大城市或云南的乡村，因地理位置的不同，个体行为也许并不完全一样。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像中国、美国、巴西等这些面积大的国家中。而且在这些区域里，即使被认为相同或相似的同一社会群体中也存在着文化多样性。 　　随后，其他的人类学家对Ward Goodenough的文化定义又重新进行了界定。1964年，JohnM.Roberts把文化描述为“信息”。根据John M.Roberts的描述，“所有文化都有可能被当做信息，并且每个单一的文化可被视为‘信息经济’，它们被接受、创造、检索、传递甚至丢失”。2005年，Richerson和Boyd将文化定义为：“能够影响人的信息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导、模仿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传输方式从其他社会成员获取。”在此基础上，Mesoudi、Whiten和Laland在2006年把“信息”定义为“构想、知识、信念、价值、技巧和态度”。因此，在这些定义种类里，文化基本是指导不同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以构想、知识、信念、价值和态度为形式的信息。在本文中，我们对文化有相似的看法。 　　民族志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多数情况下，人类学家尝试着从社会成员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体的角度去描述文化。至少人类学家在尽可能尝试着既表述文化群体内部成员的观点，又表述外部的观点，去尽力避免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们尝试着用与其研究对象相同的观点去看待和理解世界，而不是用研究者的信仰、价值和范畴强加于研究对象，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族志学为什么重要呢?科学哲学家和研究者们认为无论是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或是心理的现象，首先有必要尽可能把它描述得清晰、准确和完整。这种描述应该出现在其他科学手段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