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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工补农”问题的研究述评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赋等形式实施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抑制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差距，造成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当前在国家提出要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后，众多学者围绕“以工补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从“以工补农”的内涵、时机与条件、机制、实施路径等方面对现有成果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了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三农”问题；“以工补农”；述评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３．１６ 文献标识码：Ｃ 文章编号：0439－８114（２０12）19－4184-03 　　长期以来中国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赋等形式实施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由于工业对农业的长期挤压，抑制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差距，造成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应该说，国家和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建立了完整和良性循环的工业体系之后，提出“以工补农”实施政策，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家及部分地区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在实行“以工补农”。国家免征农业税，许多地区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等各种“以工补农”途径和方法解决“三农”问题。在对“以工补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中，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以工补农”的内涵 　　“以工补农”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有两个渊源：一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到８０年代末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出现的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补贴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事业的特殊工农关系模式；二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提出的“工农业关系三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将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农业关系划分为“以农补工、工农业平等发展、以工补农”３个阶段。前者偏重微观和直接的工农关系，后者偏重宏观和间接的工农关系。现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以工补农”概念是指后者，前者是后者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研究“以工补农”概念内涵的过程中，学术界对“工”、“农”、“补”的内涵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总的来看，对“工”的内涵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将“工”理解为工业；二是将“工”理解为非农业。对“农”的内涵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将“农”理解为农业；二是将“农”理解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柯炳生［１］提出，“以工补农”中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历史性的概括性概念，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农业则涵盖着“三农”。对“补”的内涵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将“补”理解为狭义的补贴。杨国才［２］认为，“以工补农”是指农业直接补贴，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或减少农业及涉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损失而对农民的直接转移支付。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者补贴、土地休耕补贴、农业灾害补贴或环境保护补贴、农村社会保障补贴等。二是将“补”理解为广义的各种支持。简新华等［３］将工业反哺农业理解为：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存在的前提下，工业化进入中期后，以工业及工业企业的发展哺育、带动农业和农村的产业发展与升级，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同时在国家与地区层面获得工业与农业的协调互动发展。周立群等［４］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可分为直接反哺和间接反哺。直接反哺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使农村、农业获得来自工业的经济剩余；间接反哺则是以“中心—外围”机制和以农业产业化为中介的反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动的协调发展。直接反哺又包括对生产领域的反哺和针对农民收入的反哺［５］。 　　２ 关于“以工补农”时机与条件的研究 　　对“以工补农”的时机与条件的研究，学者们大致基于以下理论：一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蔡昉［６］认为城乡关系是一种制度现象，它反映着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与农民作为制度需求者之间的博弈。城市偏向政策仍然没有结束，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为表征的“三农”问题，即是这种政策倾向的现实反映。制度变革是否发生，最终取决于接受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是否大于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政治成本。他们认为２００３年中国反哺农业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是发展经济学理论。柯炳生［１］和林毅夫［７］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中国要实施“以工补农”政策，需要在农业产值比重、农业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和人均ＧＤＰ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基于这一思路，王芳［８］研究了中国各地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差异而带来的“以工补农”时机差异问题。王芳［８］采用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与赛尔昆设计的标准模型，构建了全国及各地区“以工补农”的经济结构特征评价指标，初步分析了各地的经济结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总体上已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有６个省市明显超越全国平均水平，已基本进入大规模反哺期；有８个省与中国总体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判断一致；其余的省、区、市尚未进入“以工补农”政策转折期。 　　３ 关于“以工补农”机制的研究 　　由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