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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之解决办法的探讨 　　我国的区际冲突，表现在人们常说的“一”“二”“三”“四”。“一”指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共同形成一个整体国家，“二”指两种制度，即在大陆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一”“二”合起来就叫“一国两制”；“三”指三大法系，即大陆采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系，香港属英美法系，澳门、台湾属大陆法系；“四”指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四个不同地区，四个不同法域，各法域都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 　　正是由于这些，使得我国区际法律冲突普遍存在。所谓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不仅是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冲突，也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地区之间的冲突。由于研究需要，本文主要探讨大陆与澳门间关于合同的区际法律冲突。 　　首先看一个案例：大陆信隆公司与澳门羊城公司于2000年3月2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由羊城公司代其属下单位羊城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偿还该公司于1993年6月18日向信隆公司所贷之款共港币4250万元，贷款利率为年利率16.8％；羊城公司必须于签约之日起120天内偿还上述贷款本息及其执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但是羊城一直未能履行该协议。后信隆公司诉至广州中院，要求法院判令羊城公司偿还贷款本金港及暂计到2000年8月31日利息的利息港币7984732.04元。羊城公司辩称其没在《协议书》上签字其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也不予确认，所以该《协议书》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本案涉及法律适用的反致问题。根据大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外国法人的身份依据注册登记地的法律来确认，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据其所在国法律来规定，因此羊城公司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应该以羊城公司所在地——澳门法律来确定。根据澳门商法第69条第367条的规定公司的行为以签字为认可条件，并不认可印章。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因羊城公司对《协议书》上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要求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准许鉴定，经两次鉴定后得出结论：《协议书》上“羊城公司”印文与上述样本上同名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对于该鉴定结论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于是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信隆公司的起诉。其理由是，本案进入实体审理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由于鉴定结论显示双方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判。1 　　本案中是关于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国际私法中，合同一般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即在当事人有约定有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时，选择的法律作为准据法，没有约定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当事人是没有约定或选择法律适用的，按理应该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是个还款协议，属借贷合同，应该适用还款方所在地法律。这样，本案应适用还款方羊城公司所在地澳门法律。但是本案由于在广州中院提起诉讼，法院以鉴定结论显示当事人没有法律关系为由用程序法适用法院地法的原则否定了羊城公司适用澳门法律的主张。这实际上规避了合同的效力问题，这是当时大陆没有冲突法形成的。 　　许多人呼吁在四法域建立（双边或多边）统一的实体法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解决我国的区际冲突问题，并不可行。因为，其一，这种方式不能彻底全面地消除区间法律冲突，而只能局部地或在某些方面上的问题消除法律冲突，而部分问题在法律上得到统一会给各法域带来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其二，大陆与包括澳门在内的其他三法域的制度不一样，不能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通过最高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促进各法域的实体法统一，因为“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使得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享有的独立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同样，就本案而言，专门立个法律规制大陆与澳门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或更宽一点制定大陆和澳门间合同法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相对于统一实体法而言，通过区际冲突法来解决我国的区际冲突的方式好一些，但是此方式可行不可取。因为，其一，制定区际冲突法会使得其与渋外国适用法有所不同，有利于保护中国各法域内的利益。其二，由于各法域自己制定区际冲突法，其规定当然会不相同，这样会引起各法域制定的区际冲突相互冲突，从而增加区际冲突的冲突；另外，这容易导致“挑选法院”的现象，当事人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院起诉，从而使对方蒙受不利。2 　　实际上，与前两种方式相比，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更为可行。因为区际法律冲突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冲突，在各法域之上有共同的主权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的区际冲突法有利于各法域间冲突的解决，符合各法域的利益。而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与统一的实体法不同，它并不涉及各法域之间存在根本分歧的实体法，更容易为各法域接受。另外，就区际冲突法本身而言，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不仅能使各法域的法院对同一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