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同意要件的研究.docVIP

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同意要件的研究 　　摘要：《民法总则》第111条顺应信息时代的需求，规定个人信息在信息利用中受到法律保护，但规定得较为概括。信息主体同意是信息商业利用行为的合法要件之一，但绝对的同意要件会阻碍信息的充分利用。为实现人格尊严保护与信息利用平衡的法律理念，并结合个人信息的性质，应当将个人信息分为人格紧密型个人信息和人格疏远型个人信息。人格紧密型个人信息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同意要件应为积极同意；而人格疏远型个人信息与人格尊严相对较疏远，同意要件应为消极同意。基于个人信息类型化研究，建议司法裁判者区分适用个人信息商业利用的同意要件，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利用的平衡。 　　关键词：个人信息权人格紧密型个人信息 　　人格疏远型个人信息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为此，编纂民法典已经成为当前重大的立法工作。正如《法国民法典》反映自由经济时代的特色，《德国民法典》体现垄断经济时代的需求，我国民法典必须契合当前所处的信息时代要求。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实践中，侵害个人信息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保护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有必要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专门规定。 　　一、《民法总则》第111条直接保护个人信息 　　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已大步迈入信息时代，大量个人信息的开放利用倒逼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去年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导致的电信诈骗案件频繁发生，危及信息主体的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从民法角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是当代民法典的历史责任。民法典应当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国外立法例有两种保护模式：第一，通过隐私权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美国法将个人信息置于隐私权下保护，隐私权实际上承担着一般人格权的功能，只要涉及私人人格利益都可通过隐私权进行保护。第二，通过一般人格权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德国法自“人口普查案”后认为信息自决权为一般人格权的内容，通过一般人格权保护个人信息。 　　第一种模式显然不适于我国，因为我国隐私权是一种具体人格权，而美国隐私权是包容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个人信息与隐私是两种不同的人格要素。个人信息与隐私的性质不同，个人信息兼具私密性和社会性，信息时代个人信息的社会性表现更为显著，而隐私只具有私密性；个人信息存在商业化利用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因此个人信息权的内容表现为消极防御和积极控制信息利用两个方面，而隐私权的内容则仅仅表现为消极防御方面。王利明教授曾指出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在权利属性、权利客体、权利内容、保护方式方面都有区别，并主张将个人信息权规定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无论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学者对个人信息与隐私的显著区别已达成共识，个人信息通过隐私权保护显然不妥。 　　就第二种模式而言，通过一般人格权保护个人信息，只是权宜之计。一般人格权存在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不利于司法裁判的确定性。而且，个人信息权益与个人信息利用之间存在利益平衡的问题，如果采取一般人格权保护个人信息，司法机关需要在个人信息权益与个人信息利用之间进行权衡，必将导致司法裁量权过大的风险。信息时代个人信息人格权益受到侵害，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其进行民法保护是立法趋势。综上，我国民法典应当顺应信息时代的要求，以专门条款直接保护个人信息，而不能采取隐私权模式或一般人格权模式对个人信息进行间接保护。 　　我国刚颁布的《民法总则》顺应信息利用的大趋势，回应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该条款明确区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凸显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规定个人信息利用的边界是“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即不得非法利用。何为合法的信息收集、使用、加工、传输行为？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但依据民法理论，在不违反法律及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受害人于损害发生前同意承担不利后果的，侵害人免责。因此，充分尊重信息主体意愿的信息利用行为是合法行为，信息主体同意当然是信息利用行为的合法要件之一。笔者以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同意要件为研究对象，期望对明确适用我国《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款有所助益。 　　二、信息主体同意是个人信息商业利用行为的合法要件 　　实践中出现大量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的数据分析、市场营销、数据交易行为，那么未征得信息主体同意的个人信息商业利用行为是否合法？从我国现行立法角度看，《征信业管理条例》第13条、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