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渝派纪录片提升路径的研究.docVIP

一带一路倡议下渝派纪录片提升路径的研究 　　一、 时代背景下的“渝派”纪录片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与再现，以展现真实为本质，通过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1]建国初期，我国纪录片的数量较少，这个时期的纪录片只是实现了纪录片单纯记录的功能。1958年以后，纪录片的数量渐增，但总的数量还是不多。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纪录片数量逐年增加，尤其在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和商业化纪录片时期的上升幅度最大。[2]社会化纪录片时期的纪录片数量是前一?r期纪录片数量的5倍，商业化纪录片时期的纪录片数量是上一个时期纪录片数量的4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GDP的增长，纪录片的数量也随之增长，而且纪录片数量增长的拐点也与我国GDP增长的拐点相吻合。 　　根据相关文献报道提到的渝派纪录片，本研究绘制出渝派纪录片与重庆GDP发展关系图，如图1所示。其中，1960年―1964年由于没有统计到纪录片数量，故使用平均值。1988年、1989年无GDP数据，只有阶段总数。 　　重庆拥有清晰与深厚的纪录片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5]纪录片作为一种精神世界的产物与生物界中的产物具有类似的属性特征，即地域属性会对文化产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纪录片而言，它无疑也会深深地打上地域特色的烙印。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孕育出“渝派”纪录片的独有的文化内涵与视觉景观。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使得各区域文化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为我国纪录片创作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天然的文化基础。就重庆而言，渝派纪录片已经形成。[6]2007年9月，重庆卫视雷卫在接受《时代信报》记者采访时，首次提出了“渝派”纪录片的概念。从“渝派”纪录片概念提出至今，“渝派”纪录片的创作者们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对重庆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社会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映。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渝派纪录片提升路径 　　（一）渝派纪录片更加注重对人的表现 　　渝派纪录片的选材更多地集中在普通的寻常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他们的生活变迁进行关注，透过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不仅体现出了纪录片真实性的特征与本质，同时还展现出渝派纪录片紧跟社会发展、反映时代脉搏的价值体系。 　　渝派纪录片的画面中所呈现的无论是乡村风貌还是城市景观，都有一种错落有致的参差之美。渝派纪录片整体所传达出的独特的精、气、神，是与重庆这座“山水之城”独特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7]而由于重庆一年四季给人的感觉都是雾蒙蒙的、湿漉漉，这样的画面有时候是情深深雨蒙蒙的浪漫，而有时候却是一种凝重与深沉。正所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渝派纪录片特别注重对人的关照，在这点上是非常有利于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并获得认可的。因为，在当下的国际传播语境中，人类会共同面对来自于生存环境的种种挑战，从而使得渝派纪录片作品在跨文化语境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共通性。这然而，长久以来，渝派纪录片在历史传统、审美取向、创作思潮、营销理念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纪录片创作团队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渝派记录影像呈现出视角传统、结构散文化等特征，这无形中给渝派纪录片对外传播带来巨大的障碍，传播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从“文化折扣”的角度进行解释。“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学者希尔曼?艾格伯特（Seelmann Eggebert）提出的，使用该词的目的是描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必要性。此后，加拿大学者科林?霍斯金（Colin Hoskins）在《全球性电视和电影》（Global Television and Film an Introduction to b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一书中将此概念扩展，用于评价文化产品（电影、电视）是否会因为其内蕴的文化因素不被其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的产品价值减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渝派纪录片的创作者应该注意到当下跨文化交流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在这种语境下，主动构建能够融通中西的纪录片传播策略。 　　从语境文化的角度讲，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与之相对的则是“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这两个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霍华德?霍尔（E. T. Hall）在研究文化价值时首次提出的。渝派纪录片虽然表现出了与京派、海派、川派等其他流派纪录片不同的风格，但由于其创作成员在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因此在信息传递和情感表达方面比较倾向于选择含蓄内敛、间接隐晦的方式。这样的叙事方式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需要不断重复地介绍背景信息。与西方国家的低语境传播社会相比，渝派纪录片需要认识到自身是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