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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中国画史的研究范式探析 　　摘要：本文以美国学者研究为例，介绍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画史的概况、起因和特点，着重探讨西方学者视野下中国画史的研究范式——以高居翰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以方闻为代表的风格学研究范式和以李铸晋为代表的赞助人理论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中国画；研究范式；风格学；社会学；赞助人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一、西方研究中国画史的概况、起因、特点 　　20世纪初西方汉学传统的中国画研究，逐步在一些美国高等院校中确立了讲席地位，到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代西方艺术史学家的努力和推动，中国画研究成了一门初具规模的学科。 　　西方对中国画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薛永年教授把美国研究中国画史分为五个时期。其中，第四个时期是多种研究方法并存与个案研究深入时期（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由于美国研究中国画学者的师承和研究方法的不同，逐步形成了以方闻为代表的东部学派和以高居翰为代表的西部学派之分。第五个时期是学术争论和研究领域拓展发生深刻变化时期，开始于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随着东、西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争论进一步展开和深入，以李铸晋为代表的中部学派把研究视角转向了赞助人在美术发展中的作用上来。 　　西方中国画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支独具规模的学科，一是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拥有数量可观的中国绘画。他们出于收藏、展览和鉴赏的需要，不断赞助学者和高校师生进行专门研究，“或组织编写收藏与展览目录，或举办各类型学术研讨会，既满足了自身的实用目的，又促进了绘画史的研究，提高了学术水准，而且还通过博物馆之类的公共教育场所，扩大中国画史研究的声势，影响公众对东方艺术的审美情趣”。二是西方学者能够不断借鉴自己的艺术史学传统使中国画研究从以往的经验感觉描述上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使“绘画通过绘画史进入历史”。三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学者有更多机会来到中国学习、研究和交流，他们在亲历中国画发展的同时，也更加深入和直观认识了中国画。四是高度信息化的载体——如互联网平台下的数字图书馆等，能够将研究进展及时地通报给各国同行，使之成为国际化的一门学问。 　　西方的艺术史学研究，能够超越微观的作品认识而上升到宏观的社会层次。从而使西方研究中国画史，能够较少受中国传统文献考据和大师决定论的影响。他们将中国画的研究从以往依靠经验性判断转为较系统的理论分析上来，研究重点从表面事件转向内在环境，从叙事性转向分析性。可以说，这是西方中国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西方中国画史的研究范式 　　所谓范式，根据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定义，它指的是一个团体成员所共同遵守的信仰、价值、技术手段等的集合。它是科学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科学研究者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际上就是某一学科领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依据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画史的基本意向，大体可以概括为风格学、社会学和赞助人理论等三种范式。 　　1 风格学研究范式及其代表人物——方闻 　　风格学，也称形式分析，就是通过研究艺术品的形式要素、视觉构成要素和风格走向来确定艺术作品年代、真伪或其他因素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更加强调对艺术品本身的重视，是一种偏向内相观的方法。其代表人物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一直主持该校美术史与考古系中国美术史教学的第一代旅美中国学者方闻。 　　根据西方学者沙比洛的定义，“风格”应包含母题、形式关系和品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西方形式分析的代表艺术史家是沃尔夫林，他善于运用文字表述对作品进行系统性风格诠释。在他的《艺术风格学》中描述了五对经典的风格语汇，“线性”与“图绘性”，“平面”与“后退”，“闭锁”与“开放”，“多样性”与“统合性”“绝对清晰”与“相对清晰”，为“风格历史”的建立提供了最佳示范。这也是方闻等西方中国画研究者的方法论的起点。 　　方闻综合沃尔夫林和库布勒的研究方法，把中国画史中风格断代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方闻认为，必须从实物出发，才能解决中国艺术品的真伪问题，更进一步说，只有当真伪问题解决了，才有了重构中国美术史的基础。他一方面主张把风格分析方法作为鉴定中国画真伪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则试图从绘画结构人手来建立一套观察为中国画的风格演变的具体方法。方闻先生的《夏山图》一书着重对一件传世宋画《夏山图》展开分析，确定了《夏山图》的年代和作者。其中，为了确定他辨别作品真伪的年代标尺，方闻从风格的形成和演变序列中概括出山水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代表性面貌与各个流派问的师承流变。另外，他还借助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加以印证，使得这些年代标尺更具说服力。 　　方闻的另一部巨著《心印》，则以结构分析为基础，将唐圣历三年（700）至明朝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