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汪曾祺的研究述评.docVIP

2006年度汪曾祺的研究述评 　　本专栏主持人：张全之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主持人语： 　　贾平凹评价汪曾祺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此言不虚。读汪氏小说，确实有“成精”的感觉：那种老到、洒脱的风格，随意、从容的语调，漫不经心而意味隽永的故事，浅显直白而又情意深厚的句子，都让人叹为观止、惊为仙人！也许正是这种特有的魅力，使汪氏小说长期以来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在2006年，众多学者贡献出了汪曾祺研究的新成果，其中不乏值得珍视的洞见。翟文铖博士不辞辛劳将这些成果整理出来，为爱好汪曾祺作品的读者省缺了检索之苦，也借此向那些为汪曾祺研究作出贡献的学者表达敬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2007年是汪曾祺逝世十周年，我们谨以此文缅怀这位文学“老精”！ 　　――2007年11月8日 　　 　　摘要：2006年的汪曾祺研究与往年相比，有上升的势头，仅研究论文就有六十余篇，研究重点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关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文学资源、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创作方法问题、文体特点与审美倾向问题。 　　关键词：汪曾祺 文学资源 现代性 传统 现实主义 　　 　　汪曾祺逝世于1997年，至今恰恰十年。但他的作品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其价值所在。据我的不完全统计，2006年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有关汪曾祺的论文多达六十余篇，单就数量而论，同往年相较，显示出了上升的势头。尽管有些论文不过是在重复以往的研究结论，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不仅带来了崭新的视角，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归纳起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围绕着四个论题展开：关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文学资源、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创作方法问题、文体特点与审美倾向问题。 　　 　　（一）关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文学资源 　　 　　本年度的部分论文，致力于探究汪曾祺的创作与中西文学传统的渊源关系。汪曾祺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联系，自是根深蒂固。以往的研究多着力于清理汪曾祺的小说与笔记小说之间的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汪曾祺的部分作品被命名为“新笔记小说”。《汪曾祺与古代文言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扩大了考察范围，除了笔记小说，还把《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一并纳入到研究领域，从题材、审美风格、语言、结构等方面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关联。但论文过分局限于对汪曾祺随笔中只言片语的阐释，未能从精神实质和艺术技巧层面做出更深入的探究。[1]《诗骚传统艺术精神的绵延》一文，把汪曾祺的小说纳入到古老的诗骚文学传统中加以审视，眼光独到，惜其论述不够精细，轻轻滑过，又回到了固有的结论之中。[2]这些论文的价值不在于各自得出了多么深刻的结论，而在于它们开拓出了新的学术空间，颇能启发研究者的思路。 　　汪曾祺的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联系，不是什么新论题，但个别论者还是能够翻旧出新。《汪曾祺与阿索林》一文着眼于作家的平行比较，从审美情趣和创作实践两个角度，发掘出了汪曾祺与阿索林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3]在《汪曾祺的现代主义面孔》中，吴迎君以列表的形式，把汪曾祺与众多国内、国外作家的关系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比较，从而指明了汪曾祺创作中的诸多现代主义因子。特别是作者对戏剧《范进中举》、《大劈棺》及“文革系列”小说与现代主义关系的分析，更是言他人所未言。论文资料详实，看起来作者是颇下了一番工夫的。[4]尽管我们能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找到若干现代主义的踪影，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现代主义性质。郭春林认为，在总体上，汪曾祺对现代主义的接受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汪曾祺眼里，语言是民族文化最基本的东西，因此他特别讲究语言的民族化；风物最能体现民族的文化风貌，因此他非常重视风俗描写。正是由于对民族性的强调，使得他只能在技巧层面上吸收现代主义技法，而“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5] 　　 　　（二）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汪曾祺与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有目共睹，以往的研究成果也颇丰厚。最早洞见汪曾祺传统精神精髓的，恐怕是胡河清博士的那篇名文《汪曾祺论》了。此后，出现了一大批论文，分别就汪曾祺作品与儒、释、道及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察。目前，这一研究思路还被继续沿用，如《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民间性阐释》一文认为，汪曾祺作品的民间性体现在民间的精神立场、价值取向和对民间艺术形式的借鉴两个方面；[6]而《俗世的温情》则把汪曾祺小说追求日常生活趣味的倾向，看成是平民心态的体现。[7]有人则另辟新径，从现代性与民间性关系的角度，估量汪曾祺创作的意义。在有些人眼里，民间是一个带有原始色彩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审美现代性追求感性解放的精神倾向相契合，因此常常被挪用为批判世俗现代性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