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童谣价值取向及其成因的研究.docVIP

三国演义中童谣价值取向及其成因的研究 　　［摘要］《三国演义》中童谣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服务政治性、彰显文学性两个方面。明代以前童谣在文学中的特殊价值观、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济世安邦思想、内心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是作品中童谣价值取向形成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三国演义》中的童谣；价值取向；形成因素；研究 　　 　　童谣是民间歌谣中的一个分支，古人在一些文献中把它称之为“童子歌”“孺子歌” “婴儿谣”“儿童谣” “小儿语” “小儿谣” “孺歌”等。《毛传》在解释《诗经》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时说：“曲和乐曰歌，徒歌曰谣”。由此可知，“童谣就是长期流传于儿童间的一种用韵语创作、无音乐相伴的口头短歌”。《三国演义》中便穿插着类似的口头歌谣，这些童谣直接或间接地传达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性。 　　 　　一、童谣价值取向的表现 　　 　　（一）服务政治性 　　《三国演义》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天下为终局，以魏、蜀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为小说的主干，着力反映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兴衰史。作者以儒家政治上行“仁政”，道德上讲“忠义”，才能上尚智勇为标准，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导致天下大乱的董卓、曹操等昏君贼臣的痛恨，对创造清平世界的刘备、诸葛亮等明君良臣的渴慕。如小说第六十五回《马超大战葭萌关刘备自领益州牧》中写道：马超、马岱受刘备之命兵围益州（成都），迫使刘璋投降。刘璋惊得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是好，其部下谯周便趁机劝降道：“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浩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新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谯周的劝谏似乎很有说服力，先用天象征兆说明刘备有帝王之象，占领西川是天命所定，后用小儿谣说明刘备夺占成都已是民心所向。其实，刘璋之败，既非天命，亦非失去民心，完全是因为他轻信“内奸” 益州别驾张松的花言巧语，上了引狼入室的当。虽然，在作者的笔下，刘备总是忠厚、仁慈的，但在夺占成都这件事上，他无论如何也是不光彩的。首先，夺占成都是他早有预谋，先是用感情感化张松，赚得张松献出西川地图，再以张松为内应，以同宗之名骗得刘璋信任，名正言顺地带领军队长驱直入，名为帮助同宗之弟防御外侮，实为借机夺占西川之地。可谯周不但没有一丝一毫责怪刘备的意思，反而用天象、童谣来为刘备的行为开脱罪责，其政治倾向性昭然若揭。又如，小说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匿玉玺孙坚背约》，董卓被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盟军打得大败，董卓于走投无路之时，企图以自己的女儿为诱饵来收买盟军先锋孙坚。但孙坚并不领情。是逃是战，董卓不知如何是好，谋士李儒劝董卓迁都以避其锋芒，李儒曰：“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若引兵回洛阳，迁都于长安，以应童谣。近日街市童谣曰：‘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欺难。’臣思此言，‘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帝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一十二帝。天运合回。丞相迁都回长安，方可无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实不悟。”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商议迁都。聚文武于朝堂，卓曰：“汉东都洛阳，二百余年，气数已衰。吾观旺气实在长安，吾欲奉驾西幸。汝等各宜促装。”……“关东贼起，天下播乱，长安有崤、函之险，更近陇右，木石砖瓦，克日可办，宫室营造，不须月余，汝等再休乱言。”董卓迁都的情势非常清楚，“关东贼起，天下播乱”；“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得不迁； “长安有崤、函之险，更近陇右”，地势险要，便于固守；“木石砖瓦，克日可办，宫室营造，不须月余”，取材方便，建造宫室快，便于迅速站稳脚跟。可见，迁都只是走出困境的政治措施而已，决非什么“应童谣”。而李儒、董卓的所谓“应童谣”只不过是一种欺瞒属下、掩人耳目的政治手段而已。如果真要“应童谣”，为何不在战败之前就迁都呢？显然只是利用童谣为自己迁都制造舆论罢啦！由此可知，作者在小说中引用童谣无非是借童谣之说或他人之口揭露奸贼的狡诈虚伪，用顺天应时为心目中的良君贤臣寻找一个美丽的托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罢啦！ 　　 　　（二）彰显小说的文学性 　　 《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吸纳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精华，采用“依史以演义”的独特的文学样式，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所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清代的张学诚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丙辰札记》）。有人甚至认为小说虚构的成分还要多于实写的成分这足可以说明小说中的人物绝不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而是艺术加工的文学形象。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也绝非历史真实，而是一种艺术化的真实。小说中，作者吸取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学传统中的史诗性思维和神话思维的特点,“在叙事过程中，以谣、诗、偈、卜等形式，使之对于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