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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刑法“八议”制度专题的研究 　　【摘要】本文梳理了“八议”制度在封建时代规定的发展历程，论述了不同的朝代施行这一制度所体现的不同特点，对其在整个中国法制史中发展兴衰的原因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并对这一制度对当今中国法制的影响提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 　　【关键词】八议；儒家化；中央集权 　　“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刑事审判程序中对具有特殊身份的罪犯进行审议的制度。具体地说，就是具有八种特殊身份的人犯罪时，不得直接处刑，而是要报请皇帝或者朝廷议决，减轻或者免除罪犯所犯罪行应处的刑罚。“八议”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一个重要体现，贯穿中国古代刑法制度始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八议制度的历史沿革 　　八议制度从产生到终结，贯穿了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八议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且随着维护、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还出现了与之配套的“十恶”的规定。总的来说，八议制度正式确立之后，其涉及的八种身份比较稳定的规定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 　　（一）先秦时期 　　八议制度最初的起源是西周时期的“八辟之议”。西周时期宗法制开始形成，“礼”则是支撑这一制度的重要工具，并形成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既然这一原则对于以“礼”维系统治非常重要，则必须在法律制度上有所体现。《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有“八辟丽邦法”的规定：“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这可以认为是八议制度最早的历史起源。“八辟”在当时只是一种刑事原则，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否在当时的司法审判活动中进行制度化的运用则不得而知。但是，从史料中的其他记载的事件中可以看出，这种原则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些案件的处理，体现了“八辟之议”的精神内核。比如，《尚书·酒诰》中记载：“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於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对殷遗民的宽宥政策，正是“议宾之辟”的体现。 　　（二）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秦国实施的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主要的指导思想，由于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认为法律就像各种度量衡标准一样，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强调法的平等性、普遍性等属性，“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明显与“八辟之议”所体现的特权思想针锋相对，所以在变法过程中“八辟之议”被不予承认。 　　汉朝建立初期承秦制，各项典章制度主题是从秦制继承而来。随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始，儒家的“德主刑辅”、“三纲五常”等政治法律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一些“八议”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开始在总体刑法原则和各项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到体现。与前述秦朝宗奉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相反，汉代强调官僚贵族在法律上应享有一定特权，强调贵贱有别、官民有别。例如早在高祖时就曾下诏，“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也就是说，郎中以上的官吏有犯“耐（四年徒刑）”以上的罪的，司法机关不得擅自裁决，需报皇帝“上请”。这一做法在宣帝、平帝、东汉光武帝时期得到了相关补充。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一些较有远见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法律的编纂、解释都取得很大成就，法律制度内容更是继承了西汉中期以来的法律儒家化传统。这一时期，“八议”进入法典，正式形成。 　　曹魏时，自曹操开始即对儒家礼治思想较为认同，在曹丕继位后又大举尊孔尚礼；明帝即位后正式昭告天下：“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因此在制定新律时，为体现儒家礼治原则，笼络以豪门世族为核心的官僚贵族集团，开创引礼入律的先河，将八议制度直接写入《新律》这一国家基本法典，这是“八议”制度第一次正式写入法典。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八议制度虽然已经正式出现在法律规定之中，但其具体内容已不可考。只能从某些史书记载中找到其实施的例子。比如，魏时，许允与袁侃等同坐职事之罪下狱，许允谓袁侃曰：“卿，功臣之子。法应八议，不忧死也！”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八议已入法典之中。到了晋朝，八议制度日显重要，重“亲贵”现象尤为严重，史有所谓“新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的记载，结果，“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由于八议制度纵容官僚贵族犯罪、削弱封建法制的权威、影响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副作用，北齐制律时通过“重罪十条”对八议制度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犯重罪十条者不适用八议。根据《隋书·刑法志》的记载，《北齐律》“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