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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调适的思考 　　摘要：将云南特困民族视为一个研究整体，梳理他们具有民族性精神文化传承发展的共有发展特性及其背后的动因，探讨促进这些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民族性，保持与调适的优化路径和选择方向有着极高的理论价值。特困民族精神性文化的调适发展，重中之重是要恢复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自觉，重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再发现中来实现，而这其中的核心关键就在于文化的传承发展应该对族群内部个体的发展体现出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特困民族；精神文化调适；民族认同；个体发展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3―0096―05 　　 　　文化冲击下的相对弱势、民族人口数量的少小单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困状态、民族自我发展能力的相对有限、民族特有文化的较快流失速度，使得独龙、普米、怒、德昂、布朗、基诺、阿昌七个特困民族与云南其他民族相比，在传统精神文化民族性调适发展上具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共有特征，成为当今云南民族发展进程中的“特色群体”，成为云南民族研究新的“场群”。基于此，将这些特困的、人口较少的特有民族视为一个研究整体，梳理他们民族精神文化传承发展的共性，探讨促进这些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民族性，保持与调适的优化路径和选择方向有着极高的理论价值。 　　 　　一 　　 　　传统精神文化民族性的保持与调适，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之别。对于七个特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一般性是指所面临的人文世界多元性和一致性之间辩证关系，具体而言也就是如何从世界的图景中来审视云南特困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存续的意义和价值；特殊性是指七个特困民族基于自身文化特性和生存环境特性所面临的发展之路，也就是民族其内部如何发挥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为新文化因子的吸纳、积累创造条件，发挥其固有的发展和调适潜能，增强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从而为民族自身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特困少数民族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距甚远。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需要通过内部的改造修正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合理因子，把其具有发展和调适的潜能发挥出来，以使他们的精神文化通过这一过程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传统精神文化作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发挥着凝聚各个成员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精神文化的传承来获得。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云南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调适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增强族群内部成员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这样，文化传承才有了对象和载体，文化重塑也才有了具体的指向。 　　从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到某种民族地方性本土生产知识的获得与传承，都与特定环境内形成的精神形态文化相互整合互动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从某种程度而言，同样也丢不掉精神形态的文化，应该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云南特困民族中，基于特殊历史发展环境和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形态文化传统，其精神文化所强调的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文化和具有强烈血缘色彩的氏族文化，以适应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同自然环境作斗争的需要，其蕴含和体现的文化价值观虽然有不少与当代民族的发展需要相悖离，但是这其中也有诸多值得珍视共享的文化遗产。 　　 　　二 　　 　　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或者说在保护性传扬过程中，从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整体角度去审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够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去适应性调整传扬自身传统文化。换言之，云南特困民族精神形态传统文化的传扬调适，更多取决于这些民族自身的实际发展需要和意愿。 　　首先，传统精神文化的调适传承是当代条件下云南特困民族自身物质形态文化生产的内在需要。 　　刀耕火种是少数民族适应其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而产生的一种农业类型；同时，万物有灵观念、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因素是这一生计类型产生出现的理论基础，也是刀耕火种民族坚定不移地实行刀耕火种的精神动力。所以，在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刀耕火种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刀耕火种不仅是适应自然界的产物，而且还是传统精神文化的产物。刀耕火种的民族一般相信万物有灵，因而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在农业活动中受这种观念影响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和节制开发自然的行为，以表示对自然谦恭的态度。如“为了减少水土、肥力的流失和为了不伤害土地中树木的根系，而尽可能地采用粗放的刀耕即免耕技术；为了顺应不同森林植被的生态状况，而对土地进行分类，并实行不同的耕作技术；为了持续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亦即为了保证具有不间断的森林资源以资利用，而实行形式多样的土地轮歇制度等”。这种“无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