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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贸易史的研究 　　秦汉、南北朝时期两国贸易 　　韩国作为中国的近邻，自古以来即开展了通商贸易往来。西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兴起，与南方的百济和新罗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史称朝鲜半岛三国时期，据史料记载，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丽遣使访汉，自此两国建立起了经济性的外交关系。汉代的养蚕技术、五铢钱、铁器、漆器以及铜镜等相继传入高句丽，高句丽的马、兽皮等产物也输入中国。朝鲜半岛诸国即与中国南北方开展陆上及海上的官方交往。史料记载，东吴嘉禾二年（公元233年），东吴使节访朝鲜，高句丽王“贡献”貂皮等物。 　　晋南北朝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贸易关系更加密切。刘宋元嘉（元嘉为南朝宋皇帝宋文帝刘义隆年号）时期，高句丽遣使节访问，并赠送良马800匹，百济也派遣使节前往建康（东晋都城）贡献财物。 　　梁陈时期，百济、新罗使臣频繁来华，中国每次都给予包括特产、佛经在内的大量回赠。同时朝鲜半岛三国，利用各自的水军，在保卫疆土的同时，开辟出自己的海路，与当时的中国进行贸易。这些为之后统一新罗时期的海上贸易以及高丽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朝时期与统一新罗的贸易 　　唐朝（公元618-907）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新罗统一（公元668-935）则是朝鲜平岛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因此，唐朝与统一新罗关系成为该地区新政治格局中最重要的轴心之一。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背后，各地区、国家间的相互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蓬勃发展。 　　唐与新罗的经贸关系有官方贸易和民间商人贸易两种。官方贸易是政府间利用外交使节来往进行的。在新罗统一以前，官方贸易占主要地位，随着双方联系的日趋紧密，民间商人贸易也得到大大加强。 　　唐朝与统一新罗的官方贸易极为频繁。在唐朝存续的289年里，新罗以朝贡、献方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共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以册封、答赍等名义共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使节往来总计达160次之多。新罗使团每次赴唐，都带来许多物品，进献唐朝皇帝；唐朝皇帝不仅给予隆重接待，而且在其归国时向新罗国王和王室回赠礼品。唐朝使节到新罗时亦是如此。统一新罗成立后，随着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双方往来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了经济文化方面，礼品的交换逐渐演变成正常性的官方贸易，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除奢侈品的交换，政府间也有一些对平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物品交换。 　　唐朝和统一新罗时期，双方贸易发展得益于两国发达的交通事业。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唐朝与新罗交通一是陆路由营州、安东都护府至平壤，最后到达新罗首都庆州；二是海路则由登州入海至大同江或汉江口或临津江口之长口镇（穴口镇）。由于陆路遥远，大规模贸易难以进行，因此唐与新罗的贸易大都通过海运进行。海上交通除登州一条航路外，据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指出唐与新罗的海上通道共有五条：一是自明州进发之船，二是从扬子江进发之船，从这两个地方出海的船经黑山岛可至今韩国全罗南道的灵岩。此书还记载第三条通道，为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新罗。这是最为便捷的通道。此外，该书还提到从楚州山阳县和海州也可入海达新罗的第四条通道。而由新罗至唐则可从新罗汉江口的长口镇或南阳湾的唐恩浦起航到山东半岛，也可从灵岩附近经黑山岛至唐定海县或明州的第五条通道。 　　发达的海上交通为两国的民间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统一新罗，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众多，形成了操纵两国贸易的大商人集团。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新罗商人张保皋。当时日本使节、僧侣、留学生、商人往往经过新罗或雇佣新罗商船往来中国。唐朝为了接待众多新罗商人和侨民，在登州文登县设有专门接待新罗商使的新罗馆、新罗院及新罗寺庙，在楚州也设有“新罗坊”。还在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立了勾当新罗押衙所，所内设有通事，从事翻译工作。 　　9世纪，两国的官方贸易随两国中央集权的衰落而逐渐衰落。从公元840年至公元899年近六十年间，新罗向唐派遣使节仅6次。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贸易逐渐转到私人手里，民间贸易开始兴盛。高句丽商人李正己、李师道家族割据淄青镇，与新罗、渤海大做生意，“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唐朝时期两国交换的商品种类丰富。中国出口到韩国商品主要是：丝绸、服装、瓷器、茶、铁器、书籍、文化用品等。中国自韩国进口商品主要有：人参、铜、手工艺品等。 　　宋朝与高丽的贸易 　　宋朝建于公元960年，朝鲜半岛为王氏高丽时代，此时的宋朝与高丽王朝已经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高丽王朝奉行交好宋朝的外交政策，成为当时第一个向北宋朝贡的国家。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辽、金先后兴起，中国领土处于南北分治的状态，慑于辽、金的军事力量，高丽先后对辽、金称臣纳贡。在辽、金的掣肘下，宋朝与高丽关系时好时坏，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