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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异化再的思考 　　摘 要：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对公权的产生、公权异化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当今中国的宪政体制之下，达致公权的分化与互相制衡，还权于民、于社会，大力培育公权行使者的公共精神是根本之策。 　　关键词：公权；异化；古典社会契约理论；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3-0005-05 　　 　　关于公权的异化即私有化及其防治的话题，理论界已讨论颇多。相关著作不下百部，相关文章不少于千篇。但在理论界绞尽脑汁挖根溯源、寻找对策的同时，中国的腐败现象却有增无减。这表明，中国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与公共精神的缺失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理论界的探讨舍本逐末，运用到实际治标不治本也是一个原因。最为根本的，从古典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分析，公权的让渡与异化本身就是难以调和的悖论。因此，本文认为，杜绝公权异化是不可能的。但认清公权的来源、公权异化的根源，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建立减少公权异化的长效机制则是可能的。 　　 　　一、公权：理性契约的产儿 　　 　　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公权作为一种作用于公共领域的权力，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为了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在自愿认同的基础上，相互之间通过订立契约，让渡自身全部或部分权利的结果。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虽然人性恶是一种普遍特征，但可以通过人们之间的理性选择得以超脱。即通过相互出让权利，达成一项契约，“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每个人通过这种方式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力，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而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具有最高权威强迫所有缔约者平等地履行契约，且自身不受约束。这个人或这个集体作为统治者运用人们让渡给他的公权，即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对内谋求和平，对外抵御外敌。 　　对于霍布斯的观点，洛克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在一起，他们自由平等、彼此和睦相处。但是，自然状态也是有缺陷的，虽然一个人在自然状态下享有自由、平等和私产权，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入侵犯的威胁。并且，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已建立的、尽人皆知的法律和根据法律裁决纠纷的裁判者以及支持正确判决和适当执行的权力，因此，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那么，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发生危险的状况，诉诸一个具有保护生命、特权和地产的权力的社会就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因此，人们通过订立契约进入一个政治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人们保留下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自由权、生命权、财产权等，把公权中的执行权、外交权等让渡给一个少数人组成的有限政府，而立法权则委托给人民的集合体――参议院、议会等。洛克由此主张建立一个立法权至上的代议制政府。 　　卢梭作为社会契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对自然状态的设想是在批评霍布斯和洛克关于人具有社会人特点的基础上建立的。他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生而自由、平等，人们过着孤独、自在而又和平的生活。但当人类达到这样一种境地――“自然状态中各种不利于他们的生存障碍，在阻力上升过了自然状态中每个个人能够用于自保的那些力量。这样一来，这种原始状态就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人类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就会消灭了”时，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人们必须进行理性的选择，集合起来进入一个政治社会圈。在这一社会中，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这一集体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就是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作为公权的立法权、行政权等从属于主权，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立法权直接由主权者拥有，但像行政权这样的权力，“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卢梭则认为这个代理人就是政府，主权者的执行人，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委托给他们的权力。 　　综上分析可见，公权是人们基于生存理性，相互转让自然权利的产物。所不同的是，霍布斯认为应将公权让渡给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洛克认为应将其让渡给受到制约的由少数人组成的代议制政府，卢梭则认为公权中的行政权应转让给政府，而立法权则由人民自己行使。 　　 　　二、私有化：公权异化的魔型 　　 　　既然公权是人们自身权利互相让渡的结果，因此它的行使必须遵循体现公意的原则。卢梭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他又指出，公意却可能屈服于压在他身上的其他意志。因此，公权有被异化的危险。 　　公权的异化，即私有化。它是指公权的行使者行使公权时用个人意志或团体意志取代公意，把公权当作私人资本去谋求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 　　在霍布斯的契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