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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典型人物通讯写作问题的探讨 　　【摘要】党政报刊上的典型人物通讯是我国新闻报道的一种特殊体裁，作为一种宣教色彩强烈的新闻作品类型，现在似乎正遭受到学者和受众的质疑、排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任危机”？本文对几家中央和省级党报的两个典型人物通讯的系列报道进行分析，重点针对写作文本中暴露的突出问题进行归纳，探求新闻写作与典型人物报道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对该类通讯写作和报道的一些见解。 　　【关键词】党报典型人物 通讯 写作 　　我国的典型人物报道发轫于上世纪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以一篇《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记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拉开了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序幕。在我国典型人物报道70多年的历史中，涌现了焦裕禄、孔繁森、王顺友等一大批堪称经典的典型人物形象。作为新闻作品的典型人物报道具有信息传播、舆论引导、道德示范以及社会人文等传播价值，并以其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激发了一代代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人物报道模式和写作范式。 　　但是，由于我国典型人物报道过于注重宣传，“高大全”的典型人物报道方式凸显，加之当代信息传播日益活跃和思想的多元发展，典型人物报道开始出现“信任危机”，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也被削弱。很多典型人物报道研究是从单个典型人物报道出发，进而分析其报道策略、报道方式、报道效果等宏观层面，而较少的从写作的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典型人物报道之所以不能感动人、感染人，写作上的缺点是最大的“硬伤”，而这些顽疾直接导致了新闻人物的失真及感染力的凋零。 　　一、两个典型人物通讯写作分析 　　本文选取了2013年中宣部划定的全国“重大宣传典型”菊美多吉和2014年中组部追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毕世祥（均为四川人）二人的系列人物通讯作为研究文本，选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三家中央级党报和地域接近性最强的省级党报《四川日报》为研究对象。其中，菊美多吉的人物通讯报道四家媒体前后共汁10篇，毕世祥的人物通讯报道也是10篇。 　　不可否认，中宣部每次确定全国重大典型都会组织采访报道，在一定时间内造成了不小的声势。但是，每次重大典型人物报道之后，接踵而来的大多是淡忘。笔者在仔细阅读和对比四份党报相关报道的基础上，在菊美多吉和毕世祥两位典型人物的写作中发现了大量的错误和缺点。这里，笔者用了“大量错误和缺点”这个词，其实并没有夸大事实。这些写作上的错误和缺点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表l所示。 　　笔者之所以没有详细列出这些通讯写作中存在的所有错误，除了考虑到版面的限制，也考虑到把所有的微小的瑕疵一一列出难免迂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错误在这四家党报的典型人物报道中大量存在。而建立在大量细节错误和写作“硬伤”上的人物报道必然导致失实，很难感染读者。 　　二、写作问题频发的部分原因 　　1、时效性缺失，导致许多新闻细节失实 　　多数全国性、地区性的典型人物报道都是自下而上的，即“典型事迹首先在地方性媒体上传播，随着影响力的逐步扩大继而推广到全省甚至全国”。因此，一般情况下级别越高的党报的典型人物报道其时效性就越差。例如，菊美多吉的先进事迹是在其去世近一年后才展开大规模报道，毕世祥的先进事迹也是在其去世近5个月后在全国展开密集报道。这样，由于时间过长，很多细节难免记不清楚；另外，再加上大规模的记者采访团涌人，常常出现十几名记者围着一个采访对象追问，很可能造成被采访对象的情绪紧张、言语夸张和失实。 　　2、记者采访不够深入，采访和写作存在懒散和畏难情绪 　　对于中宣部划定的重大典型，从中央到地方都比较重视，无论是采访还是报道规模都很大。所以，地方上为了迎接中央媒体的采访，会事先准备好大量的宣传材料：典型人物的生平、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甚至别人在哪一件事上有怎样的评价都十分详细。地方宣传部门这样的做法虽然有利于上级党报记者采访和了解典型，但也助长了一些记者懒于创新和蜻蜒点水式采访的毛病，把一些原始材料稍微变一下说法甚至直接大段引用也不在少数。 　　3、对于重大的典型人物报道，新闻写作“求稳”压过创新 　　“在推出典型之前，组织者都要事先策划，先分析人物，对宣传主题进行高度提炼，对典型人物进行准确定位”，这样就造成了典型人物报道泛政治化的倾向。记者在各种宣传纪律和要求下，写作上的创新性被严重压制，为了确保方向正确，很多记者宁愿按要求完成平淡无奇的报道也不愿意冒险对典型人物报道进行创新。 　　4、报道模式要求步调统一，使新闻通讯的写作缺少对典型人物感人细节的深入发掘 　　党报典型性人物报道一般是在宣传部门敲定后迅速组织报道方案，不论是选题策划和采访活动，还是见报时间都有严格要求。“政治因素主导着典型人物报道的议程设置，媒体议程的自主性受制于此，而受众的议程则被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