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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的责任内部控制构建问题的探讨 　　一、引言 　　2010年召开的达沃斯年会，标志着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后危机时代国际环境更加复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速，企业应当吸取之前在金融危机中失败企业的教训，积极有效地建设和完善自己的内部控制。现如今，随着全球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人们的责任意识和依赖意识逐渐增强。随着世界各地灾难频繁发生，人们的危机意识也在不断升华，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尤其在我国，近几年出现的“三鹿毒奶粉”、“双汇瘦肉精”、“毒胶囊”、“N连跳”等一系列事件，无不体现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对人类权益的漠视。一个企业的行为使人们对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社会都失去了信任，使人们对企业的美好形象一下子大打折扣。再加上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企业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要求，国家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要求。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和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所出现的断层，是目前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就需要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完善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2010年4月由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以下简称“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把社会责任单独最为一部分提出来，也显示出了建设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后危机时代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显得更加重要。 　　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研究概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经过各国学者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发展，国内外的学者都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由于不同的国家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这些概念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不一样，再加上各个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因而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国外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概念的是美国学者谢尔顿。他在1924年的《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管理的哲学）》一书中提出：“企业在生产商品获取利润的同时也应关注产业内外各种群体的需要，企业的经营应该有利于增强社区服务水平，为社区利益作出贡献，社区利益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衡量尺度，应远高于企业盈利。”谢尔顿第一次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满足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联系起来，并把道德因素加入了企业的责任中。Howard Bowen1953年在其著作中指出：“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即经营者根据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制定政策、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的义务”。Carroll（1979）则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寄希望于企业履行的义务，社会不仅要求企业实现其经济上的使命，而且期望其能够遵守法律、重视伦理、支持公益。” 　　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起步较晚，而且一直也未得到企业的足够重视，袁家方（1990）最早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面对社会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必须承担的义务”。高尚全（2004）认为“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有两类：第一类是立足于企业发展的基础责任；第二类责任是企业在承担基础责任的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应通过制度来实现责任的最优分担。”周祖成、陈炳富（2005）认为“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该承担以利益相关者为对象，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在内的一种综合责任。” 　　本文所使用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含服务）、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促进就业和员工权益保护等。 　　（二）我国内部控制制度 从2001年安然公司的轰然倒塌，到“巴林银行”的倒闭，再到“雷曼兄弟”破产所引起的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使得各国尤其是超级大国美国对内部控制的建设出现前所未有的关注，2002年美国颁布的萨班斯法案，对内部控制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近十年来国内外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 　　内部控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术语，是防范各类风险，促进企业目标实现的必要因素。2008年5月，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被称为是中国的萨班斯法案。2010年4月，五部委又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随后财政部对配套指引逐一作了深入而权威地解读。至此，中国新版企业内部控制框架（以下称“新框架”）基本形成。新框架自2011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2012年1月1日起扩大到境内上市公司，择机扩大到中小板和创业板。我国新框架将内部控制定义为：“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目标包括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三）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 国内对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