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祺伟案件”看现代媒体新闻寻租的模式.docVIP

从“格祺伟案件”看现代媒体新闻寻租的模式 　　【摘 要】网络红人格祺伟终落法网，其利用媒体非法谋取自身利益，这种买卖新闻的新闻寻租现象违背了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本文从格祺伟案件看现代媒体的新闻寻租手段及模式。 　　【关键词】新闻；新闻寻租 　　自称全媒体记者、自由撰稿人的格祺伟在网络上先后独发或首发《云南赛家鑫李昌奎案》、《安徽合肥少女烧伤毁容案》、《女大学生身患绝症遭生母抛弃》等一系列网络敏感热点事件成为网络红人，被网友称之为“意见领袖”。其长期假冒记者身份，利用其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和在媒体圈的人脉关系，单独或伙同时任现代消费导报社副社长的张桓瑞等人，采用非法调查类手段大量搜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普通群众的所谓负面信息，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进行恶意炒作，以此相要挟大肆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金额动辄数万、数十万元。2013年8月29日，湖南衡阳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网络造谣、传谣者格祺伟。格祺伟非法利用媒介的宣传力图谋各种利益，是典型的新闻寻租行为。新闻寻租早在上个世界八十年代就存在新闻行业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闻寻租愈演愈烈，在党报、都市报、行业报乃至记者站中不乏少数。 　　一、党报中的关系稿 　　党报党刊是宣传政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工具，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机关报，被称为党的喉舌。一般来看，党报中应该不会出现“新闻寻租”的现象。第一从其收入来说，在我国，党报党刊大多不受发行量的制约，因其特殊的宣传地位，发行量历来有保证，不会因此影响新闻从业人员的收入状况。第二从其政治性来说，党刊的版面可谓是字字千金，其严谨的政治风范让普通“宣传稿”难以立足。但是报纸毕竟是由社会人来办的，稿件也是由社会人来写的，社会人生存在社会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中，不能完全脱离这个大背景，因此，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新闻寻租也会改头换面的登上日版的舞台。并且党报虽然是党的喉舌，但是它也少不了报纸的特定功能“上通下达”。“上通”，报纸需要反映一定的社会民生民情供执政者参考，有崇高精神需要社会广泛弘扬的，有优良经验需要社会上下学习的，有典型问题需要社会关注解决的等等诸多情况，党报也不能例外，可能这些内容在版面上占的比例不多，但它毕竟需要，在这弥足珍贵的版面上刊发哪些内容，新闻性综合指标此时已不再那么重要，关键时刻，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会凸显出来，作为社会人的新闻从业人员就能顺利成章的把寻租者期望的内容推上版面。 　　二、都市报中的“软新闻” 　　“看报不如看广告”这是大众对都市报一致的评价，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即使是看广告，拿着厚厚一摞的报纸受众怎么都不觉得那五六毛花的亏，第二，足以和内容相媲美的海量广告带来的广告费不用说也知道这个数目至少有一个手数不完的零。都市报不缺钱花，照这样来看也不需要新闻寻租，它们已经把自己的一半阵地通过合法化的广告销售出去。新闻做了，钱也挣到了，这对都市报来说是名利双收的事情，想想它们着实不再需要新闻寻租。 　　随着媒体发展一同发展的还有受众的新闻视野，当广告商也知道自己刊登的广告被受众一眼扫过不留一丝痕迹时，广告商们开始动脑筋想如何让自己的钱花的值，而不是单单为报社的印刷买单。所幸跟都市报打交道的是市民，是大众，是那些能让销售产品的广告商们眼冒金光的那群人，都市报的报道则是紧跟市民衣食住行的每一件小事，甚至每一个细节。让自己的产品融入大众生活中去的理念催生了新闻寻租融入都市报新闻版面的阵地上。经过层层包装的寻租新闻混入本来就广告新闻揉成一团的版面上，站在中间地带的寻租新闻很难被公众发现，当公众对一篇可读性强、实用性强的文章感兴趣时，他们的思维防线丝毫没有注意到这是一则夹杂广告的“软新闻”。 　　三、行业报的掠夺式经营 　　行业报的发家始于报纸杂志发展的井喷时期，各个行业为了宣传自己的专业领域随着办报的潮流纷纷开辟各种各样的行业报，然而因为缺乏专业的办报队伍，长期以来，行业报一直专业报和大众报三个定位之间来回摇摆，很难做到平衡。2009年8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发布了《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公告，标志着这份创办了16年之久，发行量曾达到10多万份的报纸走到了终点，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中华新闻报》的倒闭犹如一把双刃剑砍在了行业报中间，随即分出两条道路。一是秉承办报初衷，着力打造专业性报纸，二是依靠新闻寻租，把手中紧握的报纸刊号资源利用到极致。然而，秉承《中华新闻报》这样办报操守的报纸实在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行业报利用宣传报道这面旗帜，曝光这个手段为所欲为，新闻寻租基本成了行业报赖以生存的源泉。 　　行业报把新闻寻租的种种方法发挥的淋漓精致，小则新闻发布会的“车马费”，大则明码标价的版面费，更甚则以曝光的名义敲诈勒索。格祺伟案件中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