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语用问题再的思考.docVIP

元语用问题再的思考 　　摘要：本文讨论了元语用意识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的应用价值，尝试性地提供了一个时政文本分析。 　　关键词：元语用意识 文本分析 　　 　　一、元语用意识用于文本分析的可能性 　　 　　元语用意识，也就是语言使用者对语言选择行为的自返意识，必然体现在对语言不同程度的操纵、包装上。当交流双方背景一致，操纵、包装的影响则非常有限。可是当语言使用者是不同权力或意识形态的代表时，这种元语用层面上的操纵和包装就会先于语言表达的内容而产生冲突。当今时代，跨文化交流已成大势所趋，意识形态、民族、种族纷争不断，而语言所建构的话语往往承担了交流和冲突的载体。语言越来越不能被当作透明的了，它本身即预设了问题。所以元语用这个工具大可用于政治、外交、历史、法律等等文本的批评和解构，从而施展社会人文抱负。 　　 　　二、元语用意识分析的应用尝试 　　 　　（一）元语用意识标记语 　　在展望了实现元语用可能性的应用前景后，我们接下来要谈一下如何应用。首先，我们必须找到元语用意识在语言层面留下的痕迹，即元语用意识的标记语（indicators）。Verschueren（2000：189）概括了三类： 　　第一类：变指成分(shifters)，包括指示词（indexical symbols）、体（aspect）、时（tense）、情态（modality）、凭证语（evidentially）等。 　　第二类：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语用标记（pragmatic markers）、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语用小品词（pragmatic particles）等。 　　第三类：语境化提示，包括韵律标记（prosodic markers）、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反馈信道提示等。 　　这三类归纳虽然灵活且涉及面很广，并不是严格的系统，Verschueren（ibid）也“非常希望对这些现象有一个更系统和整体的考察。”可见，暂时还没有现成的、操作性很强的模式。但这恰好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空间。 　　 　　（二）文本分析 　　下面，笔者结合一个时政文本，做一下尝试分析。具体做法是，依次寻找文本所涉的三大类元语用意识的标记语；发现元语用意识建构出来的意义；评价归纳各类元语用意识针对该文本不同程度的作用。 　　背景：2007年7月7日，中国抗战博物馆组织了纪念“七?七”展览。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撰文，称此为“宣仇”，呼吁减少类似仇日宣传。该文引发广泛争议。 　　文本：2007年7月12日《南方周末》以“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以宽容之心，还是继续仇恨”为题选登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共十条及点评者说。 　　第一步，观察文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锚定。 　　时间指示：反方A提到“长时间内”，反方E提到“抗战胜利后”；正方A提到“在近代史中”，正方D提到“但近代以来”，正方E提到“一百年后”。可发现在谈及历史时，时间指示看似清楚，其实很模糊，不知道到底指哪一段时间，这样辩论点就散开了。 　　地点指示不明显。 　　人称指示：只有正方E用了“我们”“我们的（子孙）”“他们”，显然这个“我们”是想把全体中国人拉进来，求助于情感因素（affective）。其他各方都没有采用人称指示，也就是说采用第三人称视角，不说“我们、我国”而说“中国”，这种调节意味深长，“我们”与那段历史毕竟隔开了一段距离，即使是反方发出的声音，也是倾向理性和克制的。 　　顺便说一下，名词或者说概念的指示是把话语与现实世界联系的最重要方式。其实文本中引发的歧义很大程度上来自概念化的方式（categorization），看似清楚的名词，其承载的内容却是含糊的。例如：反方B所说的“背叛”是什么内涵？正方C说的“纠纷”“争端”指代哪些事？但这不属于元语用考察范畴，我们不再作具体讨论。 　　第二步，观察文本中的情态成分。 　　一般情态成分（modality）：由于汉语的语言形态特点，很多情态成分没有明显标志，在此文本中，笔者主要考虑调节全句语气的副词、助词、否定、修辞问句。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反方A――E。五条意见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形成的冲击力却迥异。反方A用了“不那么”民主，实际上民主有明确的反义词――“独裁”或“专制”，但是反方A不用，只是用了个含糊的“那么”修饰，委婉了许多。用“就算”承认了“那么一点”中日友好考虑，这些情态成分反映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对比反方D，用一个修辞问句开头，回答是斩钉截铁的“绝”没有好下场。认为葛的提法“只能”成为笑柄。这种情态修饰造成了很有冲击力的效果。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观察情态成分给这五句的态度从强硬到温和排个序：反D、反B、反E、反C、反A。情态成分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