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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祭祀动物遗存的研究综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的重中之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不了解中国上古的祭祀就无从知晓中国古代社会”（1）。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更是祭祀大发展的时期，并且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不在少数。动物作为文化象征物，在祭祀活动和遗迹中常常出现。研究这些动物，对理解祭祀制度和礼制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回顾以往研究，明晰目前研究现状，其中主要涉及的是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而非文献。 　　 被广泛用于各种祭祀等礼仪活动中的动物，学界一般称之为兽牲，也有学者称之为特殊埋藏（2）或仪式性埋藏的动物（3）。以往对于祭祀遗存有不同的划分方法（4），不过，大体来讲分为与墓葬有关的祭祀遗存和其他祭祀遗存。但是目前对墓葬内祭祀遗存研究并不十分深入，且认定颇有分歧，有必要进行专门的梳理。因此本文将墓葬内的动物遗存单独辟出，将具有祭祀之意的动物遗存分为两大类：一为墓葬内的祭祀动物牺牲，一为墓葬外其他祭祀遗迹出土的动物牺牲，下文将按此划分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 　　一、 墓葬内的祭祀动物牺牲 　　 目前学界对墓葬内动物牺牲的划分与定名存在一定的分歧，关于此类遗存的称谓可见苞牲、祭牲、殉牲、奠牲四种。 　　 其中哪些属于祭祀用牲，各学者意见不一。黄展岳认为殷墓所有动物遗存都属于祭祀用牲，其中马和狗也是殉牲（5）。郜向平、李志鹏均认为牲腿和牲头等哺乳动物的部分身体等属于祭牲，而多数全牲属于殉牲，是陪伴死者供死后役用、宠玩的（6）。韩巍仅将腰坑和填土中的殉狗归为祭牲，其他大部分动物都是殉牲（7）。 　　 鉴于此，区分殉葬与祭祀是很重要的。詹鄞鑫曾将祭祀定义为“把人和人之间的索求报酬的关系，推广到人和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具体表现是用礼物向神灵祈祷或致敬（8）。韩巍提出殉葬和祭祀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殉葬的对象是被安葬的墓主，殉葬所用牺牲是跟随墓主到死后世界去的财产;祭祀的对象是各种神祗，用作祭祀的人畜都是献给神灵享用的牺牲。他还认为在葬礼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祭祀活动，其使用的牺牲也可能被埋入墓中。 　　 本文认为牲腿、少量禽类鱼类等应为死者随葬的肉食之列，非祭祀之用。兽头则不能归入死者随葬的肉食之列，因为头部的肉量不多，而且文献中缺乏这样的记载，结合商周祭祀遗址中发现有牛头、羊头等兽头的现象，笔者认为墓葬中出现的兽头可能是祭祀行为所留下的，并不是随葬的肉食，非殉牲之列，可称为祭牲，但这一观点仍需系统收集资料检验。除兽头之外，整葬的动物是否也为祭牲，并不能一概而论。 　　 狗是商周时期常见于墓葬的牺牲之一，一般整葬，殉狗（9）的目的和文化意义，学者们也多有探讨。主要有几种观点：一种是以郭宝钧、高广仁为代表，认为墓葬的犬牲是作为墓主驱使的牺牲，或担任守卫（10）。一种是以俞伟超为代表，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从商代起，棺椁底部的腰坑是用来模拟地上建筑物的“奠基坑”（11）。还有一种是以韩巍、王志友为代表，认为殉狗有随葬和祭祀等多重意义（12）。本文从最后一种，就将暂且认定殉狗为具有祭祀之意，对其以往研究进行回顾。而其他动物牺牲因无法确定是否为祭祀之用，暂不纳入梳理范围。 　　 1. 商代 　　 商代墓葬殉狗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史语所对殷墟的发掘中就已发现，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在五十年代，郭宝钧发现殷墓底部中间常设有一坑，内埋一狗或一人，把它叫做“腰坑”，认为其或许与“黄泉”观念有关，而二层台和填土中的殉狗则是与其他殉人和殉兽一起或守门户，或养犬马，或备驾乘，是仿生人的需要来布置的（13）。九十年代，日本学者井上聪提出殷墓设有腰坑并埋有狗，是殷人的独特习俗，“旨在藉狗之独特感官功能来宁风御蛊”（14）。之后，国内出现多篇关于腰坑研究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大多从腰坑的形制、所埋物品、所代表的葬俗及其源流等角度进行区域性的探讨，并不注重对殉狗的研究。 　　 在本世纪，对殉狗的研究才逐渐地系统化。袁靖、李志鹏通过收集墓葬殉狗的材料，发现迄今最早的商代殉狗是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阶段铭功路西侧的墓葬，而且也是最早的腰坑殉狗;藁城台西商代墓葬则是商代最早的二层台和填土殉狗材料（15）。殉狗的习俗并非始于商代，杨梦菲等认为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南地区，而后主要分布于山东、江苏地区，到了商周时期，又逐渐向陕西、山西、河北、北京、湖北等地区延伸（16）。 　　 殉狗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的，具有一定的等级意义。李志鹏根据二里岗文化时期殉狗墓葬的背景，发现早商时期殉狗多出现在青铜器墓中，之后逐渐扩展到普通民众中，晚商时期这种习俗与等级的联系仍然存在。但是，狗的数量与等级无必然联系，或与身份相关，如武士就可能随葬更多的狗（17）。 　　 殉狗一般出现在墓葬的腰坑中，也较多地葬于填土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