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若干问题的研究.docVIP

司法实践中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若干问题的研究 　　摘要：我国《刑法》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描述是简单罪状，并没有就该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进行具体规定。另外，因为证件、印章与公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求学、入职、考试等皆有广泛的需求市场，这必然导致该罪的危害行为和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日趋复杂化，也增强了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难度。我们应在充分分析本罪构成要件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从定性和定量角度界定本罪的罪与非罪，并且结合司法实务，探讨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关键词：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 　　中图分类号：DF62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6.04 　　近年来，伪造、变造证件、公文、印章类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一方面高额利润的强烈刺激是犯罪分子造假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违法需求市场的广泛存在是犯罪滋长的温床。而国家机关是国家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的机关，其能否正常进行公务活动也是一个国家是否稳定的因素之一。国家机关所制作的公文、证件、印章是国家形象的集中代表，是国家机关执行公务活动的标志性符号，是人们赖以信任的权威意思表示。因此，任何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文件、印章的行为，都会侵扰国家公共信用，进而破坏社会秩序。因此本文便将焦点放在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上，探讨在司法实践中该罪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和争议。 　　一、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犯罪构成分析（一）犯罪的主观方面 　　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实施犯罪时必须认识的实施内容和必须具有的意志状态。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主观意志状态为直接故意，行为人所认识的实施内容是“以行使对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伪造、变造行为”为目的。当然，很多学者认为，行为人实施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的目的应该是“诈骗、牟利、损害他人利益”，不可否认，这些内涵有可能包含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当中，但不应成为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全部内容。 　　（二）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即法益。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是代表国家权威的符号，是国家机关行使管理职能、维护社会秩序的外在表现，是国家机关表达公权力意思的机能，上述这些职能的基础便在于国家机关的公信力、社会公众对公权力的信赖，进而信赖公权力发布、制作的公文、证件、印章。而如果实施了伪造、变造行为，则社会公众无法正确认识、识别国家权威和表达的管理意识，即因此破坏了公文、证件、印章作为国家公权力意思表示的公共信用，进而损害了公文、证件、印章的权威性，降低了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关、对公权力的信赖力。社会公众一旦削减了对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则国家机关对公共秩序的管理势必会受到破坏。因此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所侵犯的客体以及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乃是公文、证件、印章的社会公共信用。 　　（三）犯罪客观方面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姜翔：司法实践中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若干问题研究犯罪的客观方面是《刑法》所规定的，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行为。它包含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客观方面即是行为人实施了对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伪造、变造行为，因此准确界定“伪造、变造”这两词的含义对于在司法实践中界定罪与非罪、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具有重要意义。 　　1.伪造行为 　　《刑法》并没有具体解释“伪造”的含义，这也导致了在司法实践认定时存在不一致的情形。理论界认为，根据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的主体是否有公文、证件、印章的制作权限，可以分为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 　　有形伪造，“又称形式的伪造或伪造，它是指没有合法文书制作权限的人，冒用或捏造他人的名义制成文书的行为。”[1]依据法律规定，有文书、证件制作权限的人才是真正的制作主体，如果文书、证件的实际制作人与名义制作人具有人格上的同一性，且都是该文书、证件的真正制作人，则该文书、证件的制造行为合法，且文书、证件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反之，如果文书、证件的实际制作人没有制作权限，而是冒用名义制作人来制作内容真实的文书、证件，则构成有形伪造。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中的伪造行为的应有认知。 　　无形伪造，“在外国刑法理论中，又称为虚伪文书的制作。所谓虚伪文书的制作，是指有文书制作权限的人，制作内容违反真实性的行为。”[2]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界对无形伪造重视不够，随着研究国外伪造理论的丰富，学术界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我们已经分析指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侵犯的客体为公文、证件、印章的社会公共信用，则无论是有形伪造还是无形伪造，无论实际制作人与名义制作人是否具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