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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的探讨 　　摘 要: 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暴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之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才能够自然地进入到社会展开公共对话。 　　关键词: 社会正义；公民；内圣功夫；自由意志；良知 　　作者简介： 林安梧（1957-），祖籍漳州和平，生于台中市，玄奘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第四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熟通儒道佛，尤以中西哲学对比为视角从事后新儒学的理论缔造。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２００8）０1－００13－０8收稿日期：2007-12-29 　　 　　在本文中，我想谈谈我自己治儒学的一些心得，谈谈这些年来我所谓的“后新儒学”的基本立场。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目前儒学的发展有一些感受。儒学在这些年来其实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整体而言，仍然有不足之处。 　　很多谈良知学的学者在面对社会正义的时候却采取逃避的态度，甚至接受了社会的不义；他们讲求心性修养，但却顺势而趋[1][2]。但我以为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的良知学不涉及社会正义论或儒家的良知学缺乏责任的概念，也并不意味着儒家的良知学只有彼此相互存在的感通或情感的感动而已。事实上，儒学具有“责任”、“正义”等概念，只是在传统儒学中所包含的责任、正义概念与现在公民社会意义下的责任、正义概念不一样。 　　 　　一、新儒学的“内圣”无法开出“外王” 　　 　　儒学不只是心性修养之学，我们不应该只从这个角度来谈儒学，也不应该只从这个角度去说中国人如何作为道德的存在、良知的存在。我们应该进一步去思考这种良知的存在，要如何走出心性修养的封闭圈子？如何进到生活世界？如何进入历史社会总体？又如何开出民主科学？我想当代新儒学，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的哲学系统一直在强调如何从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以知性主体涵摄民主科学。这种说法看起来是个很大的进展，但我以为这恐怕只是陷溺在以心性论为核心的诠释之下才构作成的系统。因为这是一个诠释构作的系统，再由此诠释构作的系统去强调如何开出。也就是说，在这样理解之下的中国传统图像或是儒学传统图像，是一套形上化了的、以心性论为核心的“知识化的儒学”，也可以说是一套“道德智识化的儒学”[3]。 　　由这样的角度切入，如何开出民主和科学呢？我觉得这样的提法颇为曲折，因此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基本上是通过形而上的溯源方式所构造出的诠释系统，最后肯定人与宇宙内在的同一性，强调“道体”和“心体”的等同合一，再由这道体和心体等同起来的良知去谈这个世界，诸如民主、科学如何安排的问题。这样的安排基本上是一种解释性的、体系的、理论的安排，同实际的历史发生是两回事。 　　在历史的发生过程中，所谓的民主和科学并不是非得由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一个知性主体，再由此一知性主体之所对而开出民主和科学。由良知的自我坎陷而成为认知的主体，这不同于原本的良知，因为良知是绝对的、是包天包地而无所不包的、是无分别的。这个坎陷落实下来要有主客对立之呈现，才有所谓的民主与科学，才会出现客观的结构性。然而，这样的提法基本上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次序的安排，不等于历史的发生次序①。从历史的发生程序而言，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发展出来的民主科学有其不同的历史发生次序。西方所谓先进国家的民主科学有其发展过程。近代西方配合着经济发展、宗教改革、整个政治社会总体的变迁而慢慢生出所谓的民主制度，亦在此过程中慢慢生出科学思潮，而成为现代化重要的两个机制――就整个政治社会方面而言，是民主制度；在对世界的理解上来说，则是一套科学的思维。 　　发展民主科学并不意味着必须照着西方的方式重走一遍。因为任何历史的发生过程都是具体实存的，因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有不同的发生历程。但是显然，这不是可以经由一个诠释的方式、一种形而上的追溯方式，追溯到源头，奠立一个良知的主体，再由良知主体之奠立导生出民主和科学来。这是一种理论的、诠释的次序，是经由形而上理由的追溯而产生的理论逻辑次序，它和实际发生的次序是两回事，甚至是无关的。 　　民主和科学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先发，而是后发的，我们是学习西方的，所以这应该是一种“学习的次序”，我们如何学得民主和科学与西方如何发展民主和科学是两层不同的次序。“实践学习的次序”是一层次序，加上前面我们说的“理论逻辑的次序”与“历史发生的次序”，便有三层不同的次序。也就是说，民主和科学在理论的脉络下如何安顿，这是理论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