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处罚力度可否突破“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docVIP

加大处罚力度可否突破“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本文案例启示：根据新盗窃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盗窃案件中，对于曾因盗窃罪受过刑事处罚而被定罪的，如果后罪与前罪发生的间隔没有超过五年，就会使实务中适用法律处于两难境地。然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当前通行的原则，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对曾因盗窃罪受过刑事处罚因而在盗窃数值达到定罪数额百分之五十予以定罪的情况下不能再认定为累犯。 　　[基本案情]2013年4月24日凌晨2时许，王某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断线钳子，改锥、扳子等工具，在天津市某小区采取撬门锁、车锁的手段，盗得红色“爱玛”牌电动自行车一辆，后在逃跑途中被民警抓获。经鉴定，被盗电动自行车价值人民币1620元。经查，王某2012年5月因犯盗窃罪被天津市某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3年1月6日刑满释放。 　　一、问题提出 　　（一）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是司法实务中的常见罪名，虽然两高先后出台了多部涉及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但是关于盗窃罪的定罪数额问题，此前一直延续使用1998年3月17日最高法颁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新解释对盗窃罪的定罪数额进行修改，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新解释制定了《关于盗窃罪、抢劫罪数额执行标准的意见》，认定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为2000元以上不满6万元。所以按照两高的解释和天津市的定罪标准，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但根据新解释第2条第1项，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定罪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根据天津市所确定的盗窃的定罪标准为2000元人民币，鉴于王某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而此次盗窃的物品价值已经达到定罪标准的百分之五十，故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 　　（二）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累犯 　　王某2012年5月因犯盗窃罪被天津市某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3年1月6日刑满释放。王某本次犯罪的时间为2013年4月24日，那么，公诉机关可否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的规定，认定王某已构成累犯？如果公诉机关认定王某构成累犯，并记录在起诉书中，审判机关最终没有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王某就不能认定为累犯，那么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这种差异认定是否适当呢？ 　　笔者认为，针对累犯的问题，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出现差异认定是正常的。因为两个机关在认定“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刑罚以上之罪”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刑罚以上之罪的，是累犯。公诉机关作为指控机关，在认定“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标准是法定刑，也就是法条规定了某一犯罪行为可以判处有期徒刑即可。而审判机关在认定“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标准却是宣告刑，也就是判决最终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公诉机关认定的“累犯”仅是控诉权或者称之为“求刑权”的一种体现，它并不是一种可以最终决定被告人刑罚的权利。而审判机关认定的“累犯”则是裁量权的体现，它是具有决定性和终局性的。所以，出现公诉机关认定为累犯，而审判机关没有认定为累犯，应属正常现象。但是具体到本案，笔者认为，新解释第2条第1项的内容，将会使审判机关陷入两难境地。 　　本案中，从审判职能的角度说，审判机关当然可以不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是判处拘役或者管制。但从罚当其罪的角度说，如果判处王某拘役或者管制，笔者认为是不适当的，由于认定前科不需要有时间限制，所以一个10年前犯盗窃罪的人，如果同样实施了王某的行为，那么根据新解释第2条第1项的规定，他也是构成盗窃罪的。司法实务中，对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因为其具有前科的酌定从重情节而判处有期徒刑刑罚。但是从人身危险性角度说，后者的人身危险显然要轻于王某，因为犯罪嫌疑人在2012年5月已经因为盗窃罪被判处了刑罚，在第一次刑罚执行完毕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再次行窃，这就充分说明其具有较强的人身危险性。但是针对同一个犯罪行为，人身危险性较重的人却被判处拘役或者管制，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的人却被判处了有期徒刑。这样的判决结果显然是不合理的。 　　如果审判机关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王某就具有了累犯的情节，对其量刑必然加重。虽然判决结果更似合理，但这仍然会使审判机关出现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三）如果认定王某构成累犯，是否属于重复评价 　　根据《解释》第2条第1项的规定，王某在2012年5月的判决，首先作为本次盗窃行为的一个定罪要件，被认定为具有“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依据，在其构成盗窃罪后，因本次犯罪可能被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