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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的研究述评 　　摘要：农户经济理论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学派众多并互有采借。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大力缩小城乡差距的今天，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国内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兼顾各理论流派的理论争论与交锋，结合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国情，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其对中国研究的意义与局限，以期为农户经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小农经济；道义小农；理性小农；农场户理论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04－０043－０6 　　 　　一、农户经济理论的经典研究：斯密和马克思 　　 　　斯密和马克思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斯密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马克思则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在农户经济理论上，斯密和马克思尽管着眼点不同，但对其发展趋势的判断则比较一致，都认为市场化和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衰落和消亡，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取代。 　　斯密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没有自耕小农制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理性经济行为会导致社会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的扩张，并最终推动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被称为“‘斯密型’增长”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只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在小农经济中，“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② 恩格斯则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③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必将发生内部分化，从而产生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无产阶级，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只能被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农场所取代。 　　在后来的农民学研究中，斯密和马克思的农户经济理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农户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合理性并可能长期存在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在几个基本点上，后来的农民研究继承了斯密和马克思的传统：第一，市场化被视为农户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并可能导致其发展的因素被继承下来。第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小农”立场被黄宗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研究者不同程度地继承下来。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经济理论成为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的理论依据。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释放的农业生产能力趋于极限的今天，农民的组织化和专业化呼声日益高涨，马克思和斯密的大农业思想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又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活，成为目前市场化背景下小农经济改造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的争论及其综合 　　 　　“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争论的焦点是“农民理性”问题，围绕此问题的争论发展出了西方农户经济研究的三个主导理论：道义小农、理性小农和“综合”小农理论。 　　1. 道义小农 　　“道义小农”理论明确反对西方经济学把经济理性普遍化的做法，强调农户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其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因此不能用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逻辑来解释，而是遵循“家庭效用最大化”原则。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是“道义小农”理论的发端。恰亚诺夫把家庭农场看做农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受劳动者人数对消费者人数的比率（E/P）的影响并随家庭人口中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比例周期性地变动，同时，家庭农场只是用所消耗劳动的实物单位来表示其劳动耗费，其劳动产出由家庭农场在同劳动辛苦程度主观评价后认定。因此，家庭的经济收益可以从满足家庭消费的需要和它所耗费劳动的辛苦程度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家庭农场的经济投入量和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④ 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基础上，恰亚诺夫否认那种资本主义大农场在前苏联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合理性，认为农户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倡导农业的纵向一体化。 　　30年之后，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批评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把“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提出用“实体经济学”取代上述“形式经济学”。波兰尼认为，“市场只有在市场社会里才能运行”，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因此，必须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研究⑤。斯科特继承了恰亚诺夫和波兰尼的分析思路，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认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