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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音乐的研究实践 　　摘要：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藏彝走廊”研究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一些研究已取得相应成果，但针对“藏彝走廊”地区信仰民俗与音乐的内在关系之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该文意图从“藏彝走廊”这一特定历史文化区域予以整体考量，全面关照信仰民俗与音乐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民族音乐学视域来揭示特定历史文化区域中的音乐现象。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民俗音乐；区域音乐；藏彝走廊 　　一、区域文化研究与本文“再论”之缘起 　　关于区域研究的缘起学术界有不同陈述。台湾学者李亦园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因为军事上、外交上和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于是大量的英美学者在国家的号召下从事太平洋、远东以及东南亚各地区的研究，也就掀起所谓‘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热潮。”这一段话透露给我们两个信息。第一，从时间上看，区域研究是一种极具应用性的现代学术思潮；第二，从研究者构成上看，致力于区域研究的多为专业型学者，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所著《菊与刀》便是一例。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提出“藏彝走廊”鼻这一概念，其学术用意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主导下开始的民族调查工作，他指出：“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的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搞，……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我主张最好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费先生这段话说在1980年国家百废待兴的时期，尽管不是专门针对民族音乐学界来说的，但其中对于不同学科的启发意义都很大，如主张“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这样的概念对于认识音乐形成的脉络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近十余年来，对“藏彝走廊”的研究有了较为充分地发展，召开过很多次学术会议，如“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成都，2003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藏彝走廊专题”（昆明，2009年）等，一些重要学术成果发表、出版，如“藏彝走廊研究丛书”（民族出版社，2007、2008、2009年）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学术视野影响到了包括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学、艺术学、民族音乐学等等学科以及在研究中所要面对的跨学科问题。 　　笔者曾以民族音乐学视野为切入点，希望能够解释“藏彝走廊”中诸多乐舞之文化事象。通过探索，从类型学角度按信仰和民俗分类出“宗教型乐舞”、“巫术型乐舞”、“习俗型乐舞”、“礼仪型乐舞”四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于音乐形态与社会功能分析而言，本文之“再论”其学术意涵则更注重音乐行为对于特定区域之符号象征、社会结构、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以及音乐构成中所受到的来自社会关系、文化变迁等因素影响的学理思考。也就是说，结合相关民族之音乐行为解读“藏彝走廊”地区信仰民俗的文化含义，注重民间音乐作为文化之象征性在区域社会中的意义，关注个体在音乐中的发展是“再论”的核心。其学术支点在于，区域文化研究的学术特点一方面要注重其区域内文化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区域内文化的互动机制。结合民间音乐问题来说，很多少数民族音乐都是以民俗、信仰为基础，脱离了民俗、信仰则很难把这类音乐的意义说清楚。在这个语境中，音乐不仅仅是舞台的，也是属于生活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音乐其意义的丰富性即在于其生活经验的表达。故此，从人的音乐行为角度更容易全面解读那些存活于民间的、有着生动之生命体验的音乐之文化涵量。从信仰民俗和音乐的关系上讲，音乐是信仰意识在仪式与民俗活动中的外在表现，在几乎所有的信仰民俗活动中都是以某种具体音乐行为来贯穿音乐的文化意义，这说明信仰民俗和音乐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这一点在藏彝走廊地区有着非常典型的表现。 　　近年来，不仅区域文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对“藏彝走廊”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之成果，但针对其信仰民俗与音乐的内在关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的研究只是“涉及”到“藏彝走廊”区域而并不是以区域文化视野为出发点，因此，一些研究没有从“藏彝走廊”这一特定区域予以整体性的学术考量，未能更全面揭示出信仰民俗与音乐之间的内在关系，故而其学术语境中的音乐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必要的学理背景支撑与方法运用。这也使得“藏彝走廊”这一历史文化区域本身的文化、历史、信仰、民俗等内涵未能在相关音乐描述中得到应有阐释，其音乐的内在文化特点未能得到充分揭示。在此强调对背景文化的整体解读，是因为区域研究对于民族音乐学之所以有效，还在于几乎所有民间音乐或多或少因地域、历史、人口等等原因而大致和文化区域相关。或者说，民间音乐大多都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地方性知识”特点的区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形成的文化“背景”是区域音乐研究的起点。 　　二、藏彝走廊的区域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