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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龙头企业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的影响的研究 　　摘要 当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企业实施规制，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龙头企业的经济利益冲突时，政府的规制行为与规制效率是否会受龙头企业影响？已有的研究较少涉及这一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31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在省级层面实证检验了当存在利益冲突和规制能力约束时，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受到龙头企业以规模衡量的能力影响；如是，其方向和机制又是什么。本文研究发现：①龙头企业规模越大，区域环境规制水平越严格；②龙头企业规模对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龙头企业所在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越重要，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二是龙头企业在所在行业的经济地位，某企业在行业的比重越高，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③龙头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间关系是政府有限环境规制能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当政府规制能力不足时，政府在规制中会“抓大放小”，重点加强对龙头企业的环境规制；随着政府规制能力上升，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回归系数会逐步下降，而且会在统计上不再显著；最终，当政府掌握充分的环境规制能力后，企业的规模可能会在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上发挥一定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当政府与企业存在利益博弈?r，政府的利益首先得到满足，仅当政府的利益得到满足后，企业才可能利用其实力影响政府规制以获取规制利益最大化。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消除了“政商勾结”污染环境的忧虑，另一方面也提示要严格限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利益诉求范围。 　　关键词 环境规制；龙头企业；地方政府；规模效应；规制能力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0-0047-09DOI：10.12062/cpre 　　政商勾结，尤其是区域龙头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由于其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被广泛关注。剔除个人不法行为，普遍性的政商勾结起源于政府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而在中国，由于“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中央―地方治理机制，政府与区域经济代表龙头企业的利益一致性具有强大的制度背景，政府规制为龙头企业所俘获的可能性也限制增加。龙头企业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与地方政府关系因此受到较多学者和媒体的关注。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政府与龙头企业利益共同体判断，研究了龙头企业获得的超额收益，主流的研究结论是政府会庇护龙头企业的利益，降低管制水平甚至会放松管制[1-3]。 　　但是，现有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首先，企业和政府的利益不会永远一致。现有研究隐含的假设即政府与龙头企业不存在核心利益的冲突，且企业的收益不会以政府的损失为代价。相关研究结论主要来自政府与企业存在一致利益的研究领域，如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的冲突、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的冲突、企业利益与居民利益的冲突等[1，4-5]。如果企业行为与政府或者政府主要官员的利益产生冲突，企业规模对政府规制的影响为何？现有的研究对此没有答案。 　　其次，现有研究重点考察不同来源构成的企业能力对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并获取超额回报的影响，较少考虑政府的能力建设对企业能力的反作用，隐含假设是政府具备无限规制能力。但是，这一假设过于严格，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预算不足的困境，政府破产的新闻屡见于媒体，在中国，各级政府由于“经济分权”原因，多数存在较强的财政约束，个别甚至沦落为“吃饭财政”，难以有效的实施区域公共治理[6-7]。如果政府存在规制能力约束，当政府与龙头企业形成利益冲突，政府不同水平的规制能力会怎样影响冲突的结果，已有的研究对此也没有答案。 　　本文从中国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视角，实证检验了龙头企业规模对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试图为以下三个问题提供事实依据：首先，龙头企业规模是否会影响区域环境规制、影响方向是什么？其次，如果存在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究竟是企业规模，还是行业规模在发挥作用？最后，当存在利益冲突时，如果引入政府规制能力变量，在不同规制能力水平，政府与企业的环境博弈结果是否会导致环境规制水平出现策略性差异。 　　本文选择从环境规制视角开展研究主要是基于如下考量，一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转型，环境保护的力度和范围在中国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地位迅速上升，企业牺牲生态环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挑战了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符合本文的研究设定；二是环境规制政策涉及利益主体多元，环境规制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在公共政策领域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基于环境规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也就在公共政策领域具有更大的应用和参考价值[8]。 　　1 文献综述 　　对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努力，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