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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学的研究甲子录 　　中图分类号:J 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072(2007)02-0020-06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991年，“冼星海研究”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冼星海全集》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由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数年编撰而成的巨著，成为当时音乐家全集中的突出代表，文集一经出版，便获得同年度的“中国图书奖”。 　　1995年，是冼星海诞辰90周年、逝世50周年的纪念之年。随着中国音乐史学界对“冼星海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展开，研究群体逐步成熟、研究成果渐趋丰厚。研究成果普遍地走出了前期热情讴歌、一味赞美的研究“误区”，一部分学者开始将笼罩在冼星海身上的神秘光环逐渐剥离开来，将他作为一个正常的音乐家来审视。 　　其中，李吉提的《斗转星移话〈黄河〉――写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是一篇作品形态解析与人物历史评价综合进行的研究文论。她针对以往星海研究中的一些误区，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人物、作品的评判标准： 　　欣赏不同的艺术作品，应该有不同的标准。我们既然知道不该用维也纳乐派的音乐审美标准去评价印象派音乐，也就自然应该懂得不能要求民族乐派的每一位大师都按照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法则行事…… 　　我认为，《黄河》是特定历史环境下艺术家“奋笔疾书”之作，虽然其作曲技术并非处处完美，却实属难得的“大手笔”。 　　我不同意那种以为艺术一旦掺进了政治，就一定贬值的看法。中国自古就有陆游、辛弃疾等不少投笔从戎的诗人，他们的诗作，从来也没有因为涉及了政治、军事而失去其艺术价值…… 　　《黄河》正是适应了中华民族的这些需要，在日本法西斯对华侵略的紧要关头，以撼天动地之势，向着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发出了战斗的警号，鼓舞中国人民从“惊涛骇浪”中闯了过来。同时，《黄河》又以其史诗般的抒情性内容和朴实醇厚的文学、音乐艺术风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喜爱，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心理体验及审美要求…… 　　罗小平的《从文化学的角度谈星海审美趣味的形成》 ，是一篇从当时还比较新颖的“文化学”、“心理学”的层面上，对冼星海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文论。在文章的开篇之处，她就指出当时“冼星海研究”的不足之处：“国内评价星海的文章与著作数量可观，但从文化学角度去研究他的审美观或审美趣味的论述则比较少。”有鉴于此，作者便展开了自己的研究，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星海的审美趣味。作者将音乐的审美趣味，分为主体对各种音乐体裁、风格、流派乐器与表演形式的不同兴趣，以及由于主体价值观的差异造成的“高尚情趣与低下的兴趣、积极的倾向与消极的态度、多元化的选择与单一的挑选，相对的爱好与绝对的偏爱等”。进而认为“星海不是一般的音乐爱好者而是执着的音乐创造者”。因为“星海最欣赏的艺术是雄伟、壮阔、崇高的艺术，是能展现主体精神美的作品”；又认为星海“追求新颖的音乐美”，还认为星海“推崇丰富的风格与多元化的创作”。 　　二、星海与诸文化环境。作者根据文化学的理论认为“人类创造的文化亦在塑造人类的群体与个体”。“因此，星海审美趣味的形式，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他接受教育过程中诸文化传统的影响，与他一生中所吸收的各种文化因素是有密切关系的。”作者进而通过他人的研究文献，对星海与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欧洲文化做出了深入的剖析与研究。 　　三、诸文化环境与审美趣味。作者认为“文化模式是构建星海审美心理结构的基础”。“民族文化中内蕴的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天人合一自然无拘的美学观。意本位文化为基础，大量汲取、溶化异质文化的动律与气势，对星海崇尚壮美、追求新颖，丰富的艺术美等审美兴趣、爱好，有重要影响。” 　　在结论中作者认为：“在多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有的可以兼收并蓄、取其所长，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与丰富的内涵。有的会不伦不类、杂乱无序、缺乏个性”，星海就“是这种人，他的开放、兼容、多元化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他可以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汲取各种文化的营养，一种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方式丰富自己的个性。” 　　冯光钰的《冼星海的艺术实践和音乐家的良知》 ，是一篇政治评价、艺术分析类的研究文论。作者认为冼星海：“把对祖国的这些思念、感触用音符写下来，把自己生活中的痛楚用音符写下来”，“渐渐不顾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描写、诉说痛苦的人生，被压迫的祖国” 。认为冼星海在法国时期就“摆脱了初到法国时的艺术家的所谓‘慎重’，把自己的音乐创作与生活，与时代紧密联系起来。”在结论中，作者认为星海的艺术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继承发扬这种优秀传统、优良作风的生动教材，这是一本值得我们永远拜读的教科书”。 　　冯明洋在《星海音乐的人文精神》 中，对冼星海音乐创作中存在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