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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战国时期自然合理性观念的研究 　　摘要：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就是指“天时”，“天时”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后战国时期；时间；权力；自然 　　中图分类号：K203；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6－0115－11 　　 　　一、理论说明 　　 　　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是指“天时”，而“天时”则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所谓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简言之，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而这种自然本身又是已经政治化和德性化了。所以，从总体看，时间秩序虽然仍属于自然合理性范畴，可它同时也与行政合理性难解难分，彼此重合。但从理论分析角度而言，时间作为自然合理性，其关键点在于，它更凸显形式性的一面，它更具有某种仪式化和礼制化的功能。它使政治事务具有了一种可预见和易操作的纯形式特征。这些内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观念构制，但仍然能够给我们提供出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所以从合理性范畴中独立出一个“自然合理性”，更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把握和阐释。但另一方面，这套时间观念的权力建构，既使政治自然化了，同时也使自然政治化了。 　　正因为如此，时间作为自然合理性，便在许多方面呈现出行政合理性的特质。其实，准确地说，时间本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其价值与功能往往取决于权力的利用与开发。在权力的规划下，时间所具有的高度形式化常常表现出超越权力本身的普遍权威。如此时间便不再是一种空虚的形式，而成为一种有内容的结构。在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中，一种被剥离为与生活、人事、政治全然无关的纯形式化时间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可理喻的。本质上它是对时间秩序的破坏。古人相信，时间秩序必须体现为行政布局，合理的时间结构能够使政治事务得到周密的计划和妥善的安排。这样在时间结构中，自然与行政相互重叠便成为我们分析问题时所必须密切观照的一个基本意识。 　　从我们的视角看，必须高度重视时间的权力属性。时间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权力体系和网络，它有自己的内在运行机制和路线。最主要的是，时间在结构上首先包含有天人二重性，其次天人每一面又都包含有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就天而言，其政治合法性表现为天文，其行政合理性表现为历法；就人而言，其政治合法性表现为正朔，其行政合理性表现为时令。前者属“天学”，后者属“人学”。“人学”一面，侧重阐释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是《春秋》经传，侧重阐释行政合理性的主要是先秦的《逸周书》(“周月”、“时训”)、《管子》(“四时”、“度地”和“轻重”诸篇等)、《吕氏春秋》(“十二纪”、“首时篇”等)以及“后秦”的《周礼》、《大戴礼记?夏小正》、《淮南子?时则训》。 　　再强调一遍，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纯粹的时间观念，而是时间观念中所隐含的权力意向，以及权力本身所包含的时间意识。因为一般而言，国人关心的并不是抽象的时间，而是具体的时机。在政治事务和制度设计中，这种时机意识则转化为一种“时政”要求和“政令”规定。其具体含义是，它要求统治者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同时尽可能按照时间的节奏和特性来安排所有政治活动。也即是将朝廷政务和民间生活都全盘纳入一种严格的时间模式来加以控制和展示。这样，人间秩序与自然季节就被合理地建构为某种礼制统一体。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时间的权力化和权力的时间化的双向过程。其结果就是，时间与权力二者在制度与观念两个层面的结合与兼容。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 　　大致说来，先秦时期这种体现明确权力设计意图的时间文本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发展为精致，由简单演化为复杂的观念过程。从《逸周书》中的“周月”、“时训”篇到《管子》中的“四时”、“度地”以及“轻重”诸篇等，接着再到《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首时篇”等，这个脉络相当清晰。直到秦汉皇权政体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在这个背景下，《周礼》所设计的对百官万民实施全面时间管制制度就显得非常醒目，而《淮南子?时则训》对《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改进和发展则值得特别注意。二、从战国到后战国：时间观念史的考量 　　从战国时间史看，《吕氏春秋?十二纪》无疑是一个理想的文本。理由有二：其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时间始终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而这点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