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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双重红利”论及其启示 　　摘要：“双重红利”论认为，征收环境税可以实现“效率红利”、“绿色红利”的双重目标。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上“双重红利”论引起了环境经济学家的一些争论和质疑，实践上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环境税所产生的“效率红利”与“绿色红利”相比也难以实现。虽然“双重红利”论在我国的存在具有某些约束条件，但是，可以借鉴“双重红利”论为我国环境税制提出改革思路，即立足我国实际，将环境税制改革与整体税制改革相结合，以实现既促进改善环境又有利于整体税制改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红利”目标。 　　关键词：环境税；双重红利；效率红利；绿色红利；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9-0029-05 　　 　　环境税作为一种市场管制工具，其优点和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青睐。尤其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环境税的研究日益丰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在不断深入，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Double Dividend Theory)是近年来环境税效应研究的新成果，但它也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对“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和争论。如何评价这一理论，对一国设置与实施环境税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改革与完善整体税制，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这种“双重红利”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双重红利”论的有益成分，考察“双重红利”在我国的存在性以及该理论的适应性。 　　 　　一、征收环境税的理论基础――“双重红利”理论 　　 　　随着全球性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税收制度的“激励扭曲”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正如《1993年欧盟增长、竞争与就业白皮书》指出：“我们正在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而对人力资源使用存在不足”。因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所谓的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20世纪90年代，基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综合性税制改革，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初步尝试，成为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之一。Bovenber(1999)和Goulde(1995)很好地解释了“双重红利”假说，认为开征环境税可以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开征环境税，可以将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实现内部化，从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环境状况改善，有效地控制污染，即环境目标，也称为“绿色红利”。另一方面，开征环境税之后，可以利用其收入来降低现行税制对资本和劳动产生的扭曲，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增加更多社会就业等。这有助于实现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目标，即非环境目标，亦称为“效率红利”。总之，要取得环境税的“双重”效应，必须在税收收入循环收益和经济损失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环境税有关“超额收益”的文献资料颇多。这些可以视为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最初萌芽。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Pearee首次提出用炭税收入来减少现行税收的扭曲效应，因而这种税收间接地促进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税收中性的改革可以在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获取额外益处，征收环境税随之就会产生这样的“双重红利”。“双重红利”概念的提出随后激发了众多环境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围绕环境税对税制的效率影响这一主题论证“双重红利”假说是否存在，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论。事实上，90年代欧盟进行的环境税改革主要倾向于实现环境税的“第二重目标”。与此同时，许多环境经济学家从多角度力求对环境税“双重红利”展开深入研究。至今为止，对环境税受益的阐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弱式双重红利论”、“强式双重红利论”以及“就业双重红利论”。 　　(1)“弱式双重红利论”，是指通过征收环境税取得的税收收入，用来减少原有扭曲性税收，降低超额税收负担。Tullock(1967)最先提出这种以环境税收来替代其他税收的思想。此后，欧美环境经济学家(Reptto，1991；Pearee，1992)进一步发展了此观点。目前，多数发达国家的所得税是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所得税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扭曲性税制。征收所得税通常会抑制人们投资、储蓄和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产生超额税收负担。所以，降低所得税的呼声很高。在实践上，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实行减税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为维持较高的公共支出水平，必须有其他收入来补充所得税减少的收入。基于此，一些环境经济学家提出，开征环境税收一方面可以增加税收收入；另一方面，这种税收收入可以弥补减少扭曲性税收的不足，实现“双重红利”的目标，因而环境税改革是一种两全其美之选择。 　　(2)“强式双重红利论”，是指通过环境税改革，可以达到提高现行税制的税收效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从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增加社会福利是各国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而界定福利水平必须利用各种综合性指标来测定，其中，改善环境是其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