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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唯GDP的思维提升教育内涵品质 　　时下，“幸福”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是媒体和公众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重大政策方向的一种解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则被海外媒体认为是中国真正摆脱GDP崇拜的开始，将成为中国发展的分水岭。 　　 　　从GDP崇拜到告别唯GDP 　　曾几何时，GDP是我们高扬的一面旗帜，几乎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部。我们用GDP衡量一切，以GDP论英雄。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和评价经济繁荣程度、指导政策走向的重要工具，GDP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注重经济发展，将GDP概念引入中国，曾经是一种莫大的进步。GDP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最为显性、最为直观的标志，也在30多年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但是这种唯GDP是瞻、唯增长是从的发展也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足够财富。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政策组合，政府的行为发生扭曲。而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光怪陆离的现象层出不穷。① 　　现在我们逐渐明白，GDP不等于一切，光有GDP是不够的。GDP不等于健康，不等于干净水，不等于放心食品，不等于新鲜空气，不等于幸福。亚当?斯密早就指出，财富的积累并不可能自动导致人类的幸福，相反，正是内心的平静，才可能最终让人们经由财富的积累而实现对幸福感的体认。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过：“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GDP是有缺陷的，GDP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没有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 　　现在我们逐渐懂得，“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教育的改善”，教育机会平等和社会正义与制定经济政策同样至关重要。斯蒂格利茨和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阿马蒂亚?森教授2010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GDP是不充分的，还应该测算经济的可持续性和人们的福利。他们敦促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放宽视野来给“幸福”下定义，而不要一味地拿钱说话。② 目前许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们正在着手制定一种能够更加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而从“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再到“幸福中国”，则不仅表明着中国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高度，更是向世人昭示的一种决心。 　　 　　GDP思维在教育领域的表现 　　毋庸讳言，GDP思维也曾经广泛地影响到了教育领域。它既表现在我们对于教育的认识以及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思路和方法手段上，也表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教育的本性，迷恋于教育规模发展、数量增长、外延扩张及其他种种行为。比如： 　　完全用抓经济的办法抓教育。这些年很多人挂在嘴头的一句话就是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抓教育。没错，邓小平同志当年是说过各级领导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但这一重要思想的本意恐怕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要像重视经济工作一样重视教育，用抓经济的那种劲头来抓教育，而不是用搞经济的办法来搞教育，更不是简单地把教育等同于经济。 　　在唯GDP的思想意识下，教育或者被认为是对经济的增长没有什么直接作用，因此办教育是一种负担、“包袱”；或者被当成一种产业、一种服务业，因此像关心经济部门的投入产出一样关心教育的效益，用考核经济工作的办法考核教育工作，无视教育的特殊性和自身规律。崇拜市场在教育中的作用，虚化政府的教育责任。一些官员在谈及教育发展的成就时，往往会列举大量的数字，比如教育投入增加了多少，新建了多少所学校，新建了多少校舍，对教育质量、公平问题则一带而过。更普遍的情况是像抓GDP一样抓升学率，将升学率高低作为考核教育工作成绩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比如，有的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中考优秀率在全市的排名、高考本科上线人数、重点大学上线人数和万人比作出规定，等等。 　　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庸俗化。自人力资本理论进入中国以来，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回报率高的投资、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激发了社会公众个人对于教育投资的热情。这本来是一件好事。问题是将接受教育单纯地理解为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十分功利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