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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应急管理决策理论的研究述评 　　[摘 要]应急决策理论研究的逐步展开，完全符合我国进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升的要求。现阶段国内研究主要都是立足于西方的管理学与决策学理论，而结合我国的应急决策实践，国内学者在应急决策研究领域之中也取得了许多的进展。按照对“应急决策”的理解、主要内容与方法，以及绩效评估和能力提升等三个方面，本文对国内的应急决策理论研究进行了全面地综述和评介。 　　[关键词]决策；危机/应急管理；危机/应急决策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02.156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02-0218-02 　　20世纪30、40年代以来，“决策”问题一经西方学者正式提出，便一直居于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之中的核心地位。在公共管理领域，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如何在日趋频繁的危机或者紧急状态下，进行快速而又有效的决策的问题，也很快就进入到了所有人的视野。由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应急决策”或曰“危机决策”，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与实践。 　　1 应急决策的提出与基本概念辨析 　　“应急决策”的最初提出，显然主要是想与“常规（传统）决策”进行对应，它首先应被视为是决策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自然分化现象。例如，夏禹龙等就是针对区别于通常情况的“突变性”和“无序性”问题，较早地提出了“应急决策”应属“非程序化决策”的范畴；再如，赵以蕙和王省身和袁辉等则从重大灾害事故的处理实践和所存在的问题出发，也提出了应通过运用现代科技建立和完善“救灾专家系统”等，来达到提高重大事故的应急决策能力的最终目的。 　　对“应急决策”更为深入地分析与探讨，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诸多危机事件的频发有着极大的关联性。类似“9.11事件”的国际范围内的恐怖袭击事件和国内爆发的“SARS危机”等，直接导致了国内学界对“危机/应急决策”研究的爆炸式增长。“应急决策”也开始从企业经营或重大灾害事故处理这一先前尚且单一的视角，转移和上升到了更为宏观的国家战略层面。例如，大多数的学者都表示认同“应急决策”至此已经关乎我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安全，如薛澜等、何林生、和李煜明等；并且也开始正面切入到了危机或紧急状态下决策的约束条件和效果控制等。例如，汪前元和李彩云指出：“公共危机决策是在时间压力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以控制危机蔓延为目标，调动有限决策资源，经过全局性考量和筹谋之后所采取的非程序化举措。”此后，国内的绝大多数学者对“应急决策”的界定，基本也都是以罗森塔尔等现代西方危机管理学者对“危机”的界定为基础，到点明“危机/应急决策”具突发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等主要特征为止，如佘廉等、关惠兴等、贺善侃、张云龙和刘茂、董存祥等、刘霞和严晓、华国伟等、李宏和王泽东等。 　　2 应急决策的主要内容与方法探讨 　　应急决策的主要内容，是随着决策主体的逐步明晰而得以自然明确的，即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解决什么”到“谁来解决”，最后再到“如何解决”的演变过程。从决策主体的角度来看，初期的“领导者”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因为它可以包括所有类型组织中负有决策权力的不同层次的管理者。相应地，应急决策的内容也主要是针对组织可能面临的各种突发性“危机”而提出的，所以决策方法也主要停留在了“基本准则”的层次。如夏禹龙等就提出了应急决策具无序性，很难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而只能遵循科学性、长短期利益相结合，以及领导者亲临第一线等基本原则。随着国内学界对“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的逐步广泛认同，以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就明确地开始成为应急决策的天然主体。例如，薛澜等认为，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危机事件高频发生；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也都基于最大程度地限制和避免“公共紧急状态”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的需要，而在立法、机制和机构建设等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对策，所以中国亟待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其他的大多数研究也都是直接从“政府危机决策”及其能力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探讨的。 　　不过，就“应急决策”的内容而言，大多数研究并未就对象和基本过程进行规范分析，而往往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例如，国内很多学者都认同，现阶段政府机构在危机意识、信息系统、管理立法，以及决策者素质等方面都存在着不足。直到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界定在法律制度层面得到了基本的明晰之后，多数学者在进行应急决策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就默认了决策的对象和基本过程，即由公共部门负责主导预防和应对的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最为基本的决策环节，包括事前的预防预警、事中的应急救援与处置，以及事后的善后恢复等。 　　随着国内学界对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