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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叙事的策略失误探析 　　内容摘要：胡玫希望通过描写先贤孔子的其人其事来阐释宣扬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但是错误的叙事策略不仅导致影片叙事层面断裂，无法吸引观众，而且使人物形象失焦，最终导致宣扬儒家和中华文化的创作目的难以实现。本文试图对影片叙事策略的失败之处进行分析。 　　关键词：孔子 叙事策略 失误 叙事断裂 　　 　　2010年，号称“史诗巨作”的《孔子》上映，这部宣称弘扬孔子精神和儒家文化的大制作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孔子的文化精神在我国乃至国际上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拍摄这样的题材，受到争议本是难免的。然而，导演胡玫所呈现的“孔子”与我们心中的“孔子”实在相去甚远，影片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和传达的文化精神不能让人信服，创作者弘扬孔子精神和儒家文化的初衷最后也只能沦为一句空话。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影片错误的叙事策略。故事是传达影片思想的载体，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了，其结果将是颓废与堕落。 　　一.叙事策略的失误导致影片结构散碎，缺乏吸引力 　　《孔子》的叙事从孔子51岁出任鲁国中都宰开始，到他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为止，大致可分为三个段落，一是孔子仕鲁，二是孔子周游列国，三是孔子归鲁。影片试图以孔子的政治生涯作为叙事内容，以孔子和季孙斯的矛盾冲突作为线索。 　　第一部分仕鲁用了全片二分之一的篇幅，成为整部影片的叙述重点。在这一段落中，创作者采取了典型的英雄主义叙述范式，精心设计了三场大戏――废活人殉葬制，夹谷会盟和堕三都，以表现孔子的仁爱礼义和非凡的政治才干。此处叙事节奏缓急得当，人物矛盾冲突层层递进，一步步进入戏剧高潮，其间的政治斗争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都得益于导演胡玫在以往类似题材上的成功操作，《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历史大剧已经让胡玫对展现宫廷政权斗争驾轻就熟。权谋与战争使仕鲁这一部分成为影片的一大看点之一。 　　之后周游列国这一部分，叙述孔子因受三桓排挤，抛妻别子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活。季孙斯的缺席使得情节的发展无法再依赖孔子和季孙斯之间的矛盾来直接推动，先前的叙事线索到此出现断裂，影片节奏也开始变得缓慢拖沓。这一部分展现了孔子一行在各国的遭遇，其中穿插着一些《史记》和《论语》中的小故事，如孔子见南子，田间问路，陈蔡之围以及“丧家之犬”等等，这些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孔子崇高的追求与道德情操，但从叙事上来说，这些故事彼此之间都没有因果联系，就像一颗颗珠子因为缺少一根将它们串起来的线而四下散落，而且有的故事还发生得非常突兀，如“颜回救书”一节，颜回舍身救书发生之前缺少一定的铺垫，人物行为动机未加说明，观众无法明白颜回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 　　正因为缺少叙事线索，这一部分在影像表现上难以像前一部分那样一气呵成，而是需要不断地借助文字提示，点明叙事场景的变换，同时，也使得叙事中心开始在孔子和他弟子之间游移，“子见南子”的叙事中心是孔子，“颜回救书”中则换成颜回，“子路之死”时又成了子路，虽然弟子们的言行也从侧面表现了孔子的人格情操，但是叙述中心的游移，几乎使孔子被一班弟子群像所掩盖。这种喧宾夺主，让影片不能集中有限篇幅表现中心人物――孔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孔子形象的塑造与展现。 　　第三部分归鲁，则写季孙斯临终悔悟，邀请孔子回到鲁国，影片在孔子对故国的叩拜中草草收尾。 　　一般而言，人物传记片的创作者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忠实地记录展现人物真实的形象；要么用虚构的事件来填充主角原本不太精彩的人生经历，以此来提高作品的观赏性。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创作者很难把握一个合适的尺度，拍出既让人信服，又能吸引观众的传记片。从《孔子》来看，影片的导演显然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尊重史实，真实地展现出孔子的形象和文化精神，一方面因为题材的限制，为保证影片的上座率，只得截取孔子的政治生涯作为叙述的主要内容，加以艺术渲染，企图以政治权谋和战争场面来抓住观众，然而这种叙事策略却缺少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之前孔子与季孙斯激烈的矛盾冲突在周游列国那一部分无法继续发展，原有的叙事脉络也无法延伸，只能进行事件的简单陈列堆砌。这种做法在造成叙事层面断裂的同时，使影片无法依靠精彩的叙事来引起观众的兴趣，而一旦观众对故事都失去了兴趣，那么他们对影片的主题就更不会去理会。如此一来，《孔子》主题思想的表达只能沦为影片创作者的自说自话，枯燥而缺乏感染力。 　　二.叙事策略的失误导致孔子形象及其文化精神表现失败 　　戏剧性电影的人物塑造一般在典型事件的叙述中完成，即通过典型事件来表现和丰满人物形象。 　　《孔子》的编剧陈汗曾表示，选择孔子的从政生涯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所以影片呈现给观众的孔子是一个政治家，而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