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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路径的思考 　　中央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性变化的严峻态势和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要求，作出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关乎农业农村发展方向性全局性的大事，要努力探索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路径。路径是方向也包含方略和方法，对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结合调研和思考，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关路径问题谈些看法。 　　一、认识路径 　　应该说，目前对“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认识，以及基于各自认识去理解的培育意义，并由此建构的培育路径，多少有些“莫衷一是”。这些基本问题说不清，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难以破题。基于背景分析理解其意义和内涵，是统一思想的基本认识路径。 　　（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深刻背景。2012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6亿，每年以900万～1000万的规模增长。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大量转移，“人走村空”问题愈演愈烈，在一些地方，转移出去的农民工72%是“80后”、“90后”的青壮年劳动力，其中76%表示不愿再回乡务农；留下来的务农农民平均年龄达到55岁，其中妇女超过6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近83%，出现了明显的“老人农业”、“妇女农业”、“小学农业”现象。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是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其对农业农村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世界性课题。比如法国，曾经是一个受“小农经济”困扰达一百多年的国家，“二战”以后政府采取“以工养农”政策推进农业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鼓励富余劳动力离土离乡，一方面引导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搞农业。为了保障留地农民的生计和农业竞争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同时，国家向青年农民提供信息、农业企业注册、技术培训、职业发展规划等全方位服务，提高青年农民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安排一定数额的贴息贷款等。随着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的发展，法国农民人均收入达到城市中等工资水平，一部分年轻人也愿意从事农业。发达国家一直通过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培养和稳定青年农民队伍。比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新一轮改革议案中提出，将2%的直接支付专门用于扶持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由此启示我们，一是要统筹农村劳动力转留，把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出去，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留下一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业劳动力；二是要加强农业后继者培养，确保农业后继有人；三是要重视农业劳动力教育培训，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者素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谁来种地”、“地如何种”事关13亿人的饭碗。中央对此高度重视，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破解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和后继乏人问题。这已经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问题，从十八大召开到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一系列会议和文件密集部署“三农”工作，其中一个突出的焦点，就聚在了“谁来种地”、“地如何种”这个问题上。十八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随即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使一部分年轻人愿意在农村留下来搞农业，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继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稳定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 　　（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大意义。解决好“谁来种地”、“地如何种”的问题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上。不失时机地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一是有利于促进农民从身份向职业的转变，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加快剥离“农民”的身份属性，使培育起来的新型职业农民逐步走上具有相应社会保障和社会地位的职业化路子，解决有人愿意在农村留下来搞农业的问题；二是有利于促进农民从传统农业生产向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转变，在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中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使培育起来的新型职业农民逐步走上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经营的现代化路子，解决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的问题；三是有利于促进农民从传统小农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加快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使培育起来的新型职业农民逐步走上“家庭经营+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组织化路子，解决保供增收长效机制的问题。新型职业农民是伴随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完善产生的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