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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的研究成果译介问题探析 　　摘要：文章着重探讨国内徽学研究成果译介工作的四个重点问题，即为何译、译什么、怎样译和谁来译，最终目的就是要扩大徽学在境外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基于徽学研究译介的对象为国外受众且主要是西方受众这一根本导向，因此译介文本应选择代表性的徽学基础研究成果，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中优先选择“归化”，在译者选择上应坚持“多轮驱动”下的译介主体，充分发挥中外译者的合作翻译效应。 　　关键词：徽学研究；成果译介；探析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88-005 　　徽学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藏学、敦煌学、徽学）之一。目前越来越多来自海外的学者开始投身于这项研究，徽学正在逐渐走向国际化的道路。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徽学的对外交流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徽学研究的成果绝大多数也是以中文发表和出版。要扩大徽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对国内徽学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必不可少。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西方史学界和西方受众，探讨徽学研究成果英文译介的有关问题。 　　一、为何译――徽文化走出去的学术实践 　　“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真实的。然而我们（西方世界）不能丧失对其真实情况的判断。……今天的中国出口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1]178时至今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的断言对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依然有种挥之不去的刺痛感。当人们惊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层面取得的非凡成就时，总有一个尴尬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中国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一个日益强烈的共识是中国社会正面临严重的文化危机。正如撒切尔夫人指出的，中国如果不能取得国际上的文化话语权，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 　　对于徽学而言，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徽文化，正是中华传统文化集中而又典型的体现。[2]因此，对国内徽学优秀学术成果的译介，不仅可以推动徽学自身学科的国际化建设，而且有助于将以徽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海外。尽管徽学在国内发展得如火如荼，孕育出相当一批成就卓越的杰出学者；以日韩两国为主的外国学者也为徽学研究乃至徽州文化的海外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徽学在国际上的交流面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范围内。这一点可以从国内举办的徽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略窥一二。例如在“2000年国际徽学研讨会上”，参会的海外学者主要来自日韩两国。[3]“2004中国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到除了日韩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外，还有来自法国的学者也参与了这次会议，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仍然不在这个“国际”研讨会的出席名单中。 　　西方史学界之所以缺席徽学国际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徽学学者的著作能够流传的可谓寥寥无几，西方学术界对徽州文化以及徽学研究的了解相对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徽学研究的国际化和徽州文化的海外传播。目前国内徽学翻译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海外成果的汉译方面，例如“海外徽学研究译丛及研究”、“海外徽学研究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等。然而针对欧美国家的译介工作则极为薄弱，现有的徽学研究成果（无论是中文还是日文和韩文），被翻译成英文的都实属少见，从而严重阻碍了欧美学者对徽学以及徽文化的了解，绝大多数的徽学学者对西方史学界而言仍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对于徽学研究对外传播的有关探讨，同样也是凤毛麟角。[4]要让徽学真正传播到西方，必须以西方史学界和西方受众为根本导向，大力推动徽学优秀研究成果的译介，从而搭建中外史学界的对话平台，让欧美各国从徽州这个侧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完成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学术实践。 　　二、译什么――徽学成果的文本选择 　　早在20世纪初期，国内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徽州的历史人物和思想文化。至70年代左右，相关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徽州宗族、徽商、新安理学、徽州建筑、新安画派、徽剧、徽菜等多个方面。改革开放后，徽学研究迅速兴起，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成果大量发表，呈现一派蓬勃发展之势。截至2009年，国内徽学的研究著作就有100余部，论文多达2000余篇。[5]面对如此丰厚的学术成果，一味“贪多、贪大、贪全”的翻译不仅会浪费译者大量的精力，经济成本也会是沉重的负担。 　　对于中国而言，与近年来的经济腾飞相比，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却并不明显，文化输入远远大于文化输出，巨大的“文化逆差”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反观欧美等国家则长期占据文化霸权地位，并将其物质生活方式和思想认知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短期来看，西方文化仍是世界的主流文化，中国文化在对外推介中属于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