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派的研究,绝对不能忽视李调元.docVIP

性灵派的研究,绝对不能忽视李调元 　　[摘要]清乾嘉才子李调元一生著作等身，为“性灵派”诗学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却未得到当代“性灵派”研究学者的足够重视。因此，正确分析和客观评价李调元的诗学思想，以及其在“性灵派”以至整个清代文学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关键词] 李调元；性灵诗学；“乾隆三大家” 　　[中图分类号]　120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0139(2009)01－0086－05 　　 　　李调元，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学者和文艺理论家，研究者似乎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的主要著作《雨村诗话》、《雨村词话》、《雨村赋话》、《雨村曲话》、《剧话》等，分别集中阐述了他的诗学、词学、赋学、戏曲学思想。就诗学方面而言，他力主“诗道性情”、“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犹人”、“诗有三字诀，日：响、爽、朗”，实为清代“性灵派”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在当代“性灵派”诗学研究中，李调元一直未得到与他贡献相当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李调元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李调元(1734―1802年)，绵州罗江(今四川省罗江县)人，清代四川著名学者，诗人，文艺理论家。字羹堂，又字鹤洲，赞庵，号雨村，别号童山、童山老人、蠢翁、四桂先生等。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入翰林，散馆，授吏部主事。三十九年(1774)，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后迁考功司员外郎。四十一年(1776)，生性耿直的李调元因“议稿涂押”一事得罪权贵舒赫德、阿桂堂，被填入浮躁。不久奉命督学广东，任满回京，擢直隶通永道。后因“黄箱事件”被罢官，遣发伊犁，终以母老为由赎归。此后一直居家，以著书、演戏自娱，至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享年69岁。 　　李调元一生著述等身，《清史列传?李调元传》载道：“蜀中撰述之富，费密而后，厥推调元云。”杨世明先生在其《李调元年谱略稿》中称：“新都之后，一人而已。”据今人詹杭伦的《李调元学谱》一书载：“李调元今有传本的著作凡五十三种。”就其大类而言，他的著作于经、史、子、集、小学、文学批评等几个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其所涉及的领域而言，则包罗了历史、地理、天文、文学、音韵学、金石学、民俗学等等。尤其是晚年居家的近20年，他潜心学术，纂刻大型文化典籍《函海》，为巴蜀文化宝库增添和保存了丰富的资源。单就其文学而言，他的作品涉及诗、词、曲、剧、赋、文等各个方面，为四川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李调元的性灵诗学思想 　　 　　当代性灵派诗学的著名研究者王英志先生，在《袁枚全集》之《随园诗话》前言中，认为袁枚的性灵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李调元作为性灵派的重要成员，他和袁枚一样，也有其明确的性灵诗学观点。下面我们拟从上述三方面着手，在与袁枚诗学的比较中来阐释李调元的性灵诗学思想。 　　首先是性情论。袁枚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随园诗话》，下凡引此书者均不再注明出处)“诗写性情，为吾所适。”“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李调元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其《雨村诗话》多次谈到“诗道性情”。如他在《雨村诗话》中评论李白、杜甫诗歌时说道： “盖诗道性情，二公各就其性情而出，非有偏也。”又如在卷下的另一处，他又说：“诗以道性情”，并且他还认为古人诗歌“自渊明而上溯《三百篇》，何尝有不可解字句，使人炫感，而其意之所托，或兴或比，往往出人意表，千载竟无能道破者。”这些源自“性情”而“道性情”的诗歌虽句平，然意奇；相反，后世那些不顾前人诗歌寓意专以袭取前人诗歌隐僻字句为能事者，他们创作的诗歌虽惊世炫目，然平心而论，其“皆无病呻吟，效颦而不知其丑者。”其诗歌“句奇而意平，可笑也”。 　　其次是个性论。关于个性论，王英志先生认为袁枚的个性论主要包括三大主张：一是认为诗人应具个性，即“人各有性情”。诗人创作过程中不可“无我”，“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诗歌创作如果“有人无我，是傀儡也”。二是认为诗歌创作要有创新，要“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三是反拟古、反格调。相应，李调元也从个性、创新和反泥古、反格调三方面提出了近似的观点：第一，他认为“大率诗有恒裁，思无定位，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犹人”。第二，诗歌创作中“人所到，我不必争到；人不到者，我却独到，要在人神而明之。果能久于其道，定于古人并驱也”。“夫花既以新为佳，则诗须陈言务去。”第三，“作诗须自成一家言，若徒东摹西仿，千百世后，又安知我为谁呼?”并且他还以这种理论为评判标准，指责沈德潜的诗歌“摹仿太过，反失性情”，同时还明确表示：“余雅不喜读其集，以其台阁气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