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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立法的经验不限于促进慈善事业 　　如果说，有一部法律仅仅是在其起草与讨论过程，就可以直接推动相关领域事业发展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就是这样一个典范案例。2016年3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慈善法，将是一部对我国慈善事业产生根本性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法。由于其起草过程始终坚持开放性立法原则，从而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在主持起草工作之始，就开启了与慈善领域各届代表积极互动的过程，并为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众所周知，慈善法的起草工作经历了不少波折并拖延了多年，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部具有高度社会性的法律涉及面十分广泛，很难达到完全一致的共识。针对这一法律的立法特点，从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启动起草立法的过程之初，就确定了“开门立法”的重要工作方式。也就是说，一件好事，一定要通过好的工作方式来实现。作为多次参与讨论的一名学者，我直接感受到慈善法立法工作的重要创新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有效合作促成多方的凝聚性 　　面对众说纷纭的社会环境，如何开启慈善法的起草工作？内务司法委员会一开始就搭建起一个较为适宜的起草工作机制，不是拿出自己的文稿召集会议征求意见，而是既有有关行政部门参加，同时又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参与，并鼓励专家学者将意见系统化，起草出法律建议稿报送起草组。北京、山东、广州、上海等地学者分别起草了多个建议稿，从不同角度对法律的框架与内容提出系统的建议。 　　担任慈善法起草组组长的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马?b主任委员在一开始就提醒大家，不要把起草工作当作立法过程的终结，而是要善于通过讨论促成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即使有的规定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也可以求同存异留有余地，以便以后可通过不断修改使其逐步完善。这样的立法工作理念，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鼓励富有成效的讨论，而不是无休止争论的工作格局。 　　《慈善法》之所以能够避免各方意见争执不下的尴尬局面，在较短时间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通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立法工作的多方参与机制。起草工作过程的有效合作，必将促成以后多方形成合力贯彻法律的凝聚性。 　　广泛的良性对话与全方位的公开透明 　　立法工作如何与社会形成广泛的良性对话机制？这是许多社会性立法面临的较大挑战。慈善法的起草组恰恰能做到鼓励并参与经常性的社会对话。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有关研究机构，都曾组织定期、不定期的专题论坛，就有关的立法内容展开深入讨论。在深圳慈展会上，甚至还有专门的立法讨论专场，相关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与专家都相当坦诚地发表意见。在立法过程中，起草组工作人员出席此类会议超过百场以上。在会议上，起草组不持特别的观点，主要是听取不同意见，然后加工出初稿，再送给有关专家直接在稿子上动手修改。 　　正是专家学者的广泛参加，才使得这部法律成为专业化水平相当高的一部法律。这样的工作机制，客观上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的良性沟通与互动模式。从法律正式颁布后的许多条款上，专家与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看到了自己做出的贡献，这使得实施法律更容易达成社会共识，执行过程将更为畅通。 　　与社会广泛对话，还包括典型调研和一些十分重要的专题对话。在慈善法立法的过程中，江苏、湖南、宁夏与深圳、广州等地相关部门，都做出重要探索，所产生的经验，也纳入到国家立法的视野，从而使得不少的地方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其中有些带有普遍性的矛盾，比如，股权捐赠和大额捐赠不能免税的问题，起草组还专题听取了意见。 　　在立法的过程中，起草组不仅听取有关部门从管理角度提出的意见，同时特别邀请有关的慈善家到全国人大的办公场所发表意见。尽管有些意见相当尖锐甚至截然对立，但是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平台上，大家仍然可以畅所欲言。比如，关于公募型慈善组织的管理成本需不需要写入法律，是规定为百分之十还是百分之十五？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最终达成的是妥协性条文，对于两种意见都能够顾及。 　　慈善法有关的政策优惠规定之所以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正是由于积极讨论所产生的结果之一。由于地方经验和慈善组织与慈善家的意见受到尊重，慈善法必将能够对慈善事业的深入发展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慈善立法过程不仅对内开放，也对外开放。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经验的整理达几百万字之多。相当多的发达国家法律专家都曾参与了有关专题的讨论。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也是立法工作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通过这样一种凝聚全球智慧的办法，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慈善法》具有高度的认同，为慈善事业未来的国际合作并全面走向世界，夯实了法律基础。 　　立法工作的公开与透明，是慈善法起草工作的重要特色。按照一般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草案一读之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入二读之后就不再公开。但慈善法的起草则是向社会全过程公开讨论与修改内容，甚至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