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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翻译边缘化的研究 　　摘要： 归化异化之争一直以来就是翻译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归化策略长期以来以其通顺流畅透明的风格占据了翻译的主流，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而异化策略虽经译界提倡和推扬，却从来不是翻译的主要趋向。究其原因，主要有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本文以中国翻译研究为背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从历史、作者的目的、译者的意图、受众的接受等几个方面分析异化翻译策略边缘化的原因，进一步揭示翻译的文化性实质，理清归化异化策略的辩证关系，为正确处理归化异化策略的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 异化翻译归化翻译边缘化翻译 　　 　　1.引言 　　归化异化长久以来就是翻译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归化翻译是以一种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采用目的与文化认可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努力使译文通顺、流畅，适合更多的目的语读者。这种翻译策略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到现在仍然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他们首先考虑的都是译文是不是通顺、流畅、透明，合乎译入国语言的文化和语言规范。而对那些不合乎这些标准的译文则置之不理或者压根不读，甚至撰文批评这些文字花里胡哨，充满异国风情。 　　异化翻译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尽可能多地在译文中保持原作的风味，使原作的异国情调得以延续，有时候为了让读者领略到原作的原汁原味，甚至会采用一些极端的翻译方法，不惜采取不符合目的语的文化语言规范。劳伦斯?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尽力表达语言和文化上的不同和差异。在《译者的隐形》这本书中，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可能会达到凸显译者身份地位的作用，并且对欧美文化中心和文化进行消解。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和翻译家极力推崇异化翻译，认为异化翻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本族语（目的语），然而在现实的翻译和读者中，异化翻译的效果很不理想，许多的译者和读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抵抗这种译文的表达方式。可以说异化翻译的方式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虽然许多的文献和著作把归化和异化相提并论，但是实际上很多的译者和读者只认可归化的翻译方式和策略，把译文通顺、流畅、透明奉为至上标准，而对那些不合乎这个标准的译文一概封杀。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历史现状、文化认同和读者的接受等层面上。 　　2.异化翻译的历史现状 　　文化的差异是异化翻译的前提。19世纪初异化翻译在德国兴起，到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一直也没有停止。虽然翻译理论的研究依然在朝前继续迈进，但是归化异化之争依然贯穿于整个翻译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之中。施莱尔马赫在演讲中提出异化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吸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丰富祖国语言（朱安博，2009：7）。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引导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引导作者靠近读者。1995年美国学者L.Venuti在《译者的隐形》中定义了这两种方法为异化/归化。Venuti是异化派翻译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译”的概念，指出翻译的风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语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异”。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1999：192―193）在讨论异化翻译时，他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 　　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歧路》的论文，尖锐地批评了归化法，并大力提倡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文中力举的过分归化的表现和分析可以说促使我国翻译界对中国的文学翻译方法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1995年，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翻译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在此后几年中，刘重德、郭建中等学者，也曾先后对异化和归化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异化和归化，从而发表异化译法，并将归化法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在改革开放期间，不仅翻译理论界对异化译法有了新的认识，而且目前翻译界在承认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哪一个是主流之争，这可参考孙致礼教授的《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和蔡平的《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两文。甚至现在有学者还认为：“译文中异化和归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的表达法，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