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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十年王船山的研究述评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船山学者焕发学术青春，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崭新武器，进行古代学术研究，很快取得一批批划时代的成果。开创了王船山研究的新世纪。使王船山这个名字在全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为六十年代初期王船山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形成第一次高潮，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1949年8月，刚解放的船山学社，就着手两件大事：一是弘扬王船山爱国精神，特设妇女绣刺班，争分夺秒地制作斯大林绣像，为斯大林同志寿诞(12月21日)献礼。二是在学术方面，利用暑假开办学习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开始尝试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船山学术。1950年端午佳节之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领导萧三同志偕夫人访问船山学社。同年6月28日，苏联莫斯科大学著名学者阿斯凯洛夫到学社参观考察，对船山思想予以高度赞扬。 　　是年农历九月初一，王船山逝世三百五十一周年纪念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代表主席王首道，莅临学社主持纪念大会。毛泽东主席亲笔提写的“船山学社”四个大字，恰好是日寄来。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提字，给船山学社带来最高荣誉，给了船山学社的研究者无穷的力量。五十年代的船山研究与前二百年来最大不同也是最科学、最准确之处就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有力工具。再就是对船山思想研究的目的有着根本区别。以前的研究除了有关船山生平年谱，著作流传等等，主要都是考据“微言大义”，引证四书五经，阐发性理心学之类。或者对船山思想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肆意歪曲，为“我”所用，使得船山思想之精华长期淹役，没能发挥其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国开始普及，为学术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方法。科学地对待古代思想的精华和糟粕，汲取其精华，古为今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成为古代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船山研究和其它古代学术研究一样，在新的方法指引下，朝着新的目的，经过一批专家学者艰苦努力，取得初步成绩。 　　 　　一 　　 　　1951年全国广大农村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士地改革运动，当时在湖南省邵阳县大平曾家进行土改工作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根据马宗霍教授提供的线索，进行寻访，发现了船山研究史上最值得夸耀、最具价值的船山遗著――曾嘉恺、嘉怡手抄本。这批抄本共十一种。包括《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稗疏》、《尚书引义》、《礼记章句》、《诗广传》、《春秋世论》、《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共60册。《读通鉴论》和《宋论》都有“石斋五世孙嘉怡”的印章。其余均有嘉恺抄的字样。专家们通过考证得知王嘉恺为王夫之之兄王介之的五世孙，应为王夫之的五世从孙，王嘉怡为王嘉恺叔伯兄弟。这些抄本的抄写年代在有些本子里也有记载。《周易外传》附《发例》末有“丙寅仲秋癸丑朔毕”，丙寅为乾隆十一年，此时离王夫之逝世六十四年。学术界将这批抄本定为清乾隆初抄本。从这些抄本上铃印的藏书印“邵阳曾祖植”、“皇考号余曰曾驺”、“皇考号曾驺藏”可以明确得知藏书者为曾祖植，曾氏祖先与王夫之为世交，同为当时学者，王氏后裔有女嫁入曾家。所以专家一致认为这批珍贵的抄本是根据王船山家藏稿本抄录，最接近稿本。 　　船山著作历经风风雨雨几百年，几经明末农民起义与封建明王朝的血腥斗争，明末汉族士大夫阶级与清王朝殊死搏斗，清朝政府对汉族思想家的防范和镇压，特别是惨无人道的文字狱迫害，流传下来的手稿、抄稿、甚为稀少。为世所知都是经过清朝严格筛选，符合封建统治理论需要的经传稗疏之类的刻刊本，并通过刻刊者任意删削、窜改，甚至歪曲原意，使得本来就艰深玄奥的船山思想越来越令人难以准确理解。邵阳发现的这批抄本，对于订正乾隆后各版本的船山遗书，恢复船山原著思想内容，以及为以后船山著作的大量印行的校勘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 　　1952年至1964年，著名学者周调阳先生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博物馆的有关研究人员以王嘉恺抄本《春秋世论》、《礼记章句》、《周易内传》、《诗广传》、《尚书稗疏》以及王嘉怡抄本，《读通鉴记》、《宋论》与不同年代刻本中的相同篇目作了极为详细的校勘工作，并提出了校勘意见和发现的问题。实际上王刻本、曾刻本、太平洋书店本的错误和舛漏远远不止这些。即使现在我们读以不同刻本为底本出版的船山著作，还会发现一些问题。如最新岳麓书社版的《船山全书》第二册《诗广传》引《诗经?关睢》篇“窈窕淑女，琴瑟有之”的“有”。在以抄本以底本的单行本《诗广传》(中华书局本)引《关睢》篇中的“琴瑟友之”，却为朋友的“友”。查一下《诗经》原文便可知，抄本的引文是正确的。同时“琴瑟有之”于文意也有所不妥。由此可见刻本瑕疵之一斑。如果不是抄本的出现，那些刻本上的错误有的将永远成为千古之迷，有的却会导致学术上永无止息的争论，更有甚的是，有些将严重损害作为进步思想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