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文化问题.doc

单纯的文化问题（Merely Cultural）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出处可能在New Left Review　1997－1998？） 我打算在此讨论目前流行的两类不同观点，它们代表着那些积聚了一段时日的极端表达。第一，必须讨论那种明确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实践主义简约为文化研究，将马克思主义有时简单理解为文化研究的观点。第二，必须讨论那种将新的社会运动转移到文化领域的倾向，实际上，就是将这些运动遣散成被所谓“单纯”的文化充斥的东西，然后将这种文化政治解释成分化的宗派主义(factionalizing)，身份主义(identitarian)和排他主义(particularistic)。如果我还不能给我试图坚持的这些观点正确命名的话，我希望我会得到谅解。这篇论文的文化事实前提是我们所说和所听的那些观点，已构成了渐进知识分子圈内流行的文化争论的一部分。我还认为将某个人与那些观点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危险的，即会偏离这些观点的意义和效果，而陷入他们所坚持或反对的琐碎政治－文化的形式当中。后者正是我目前要抵制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所发生的争论以以下形式进行：左派政治的文化关注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不强调经济平等和再分配问题，无法将文化问题放在一个与政治的、经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系统中去理解；左派政治的文化关注已经将左派分割成个人身份主义的条块，由此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套共通的理念和目标，对历史的共同感受、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语言，甚至于客观的普遍的理性方式；左派政治的文化关注替换了那种关注于短暂事件、实践和客体对象的自我中心式的繁琐政治形式，而代之以一种对政治、经济状况之间系统性联系有更强烈、更严肃、更全面认识的政治形式。 显而易见，这些争论中或多或少有一种隐含观念，即后结构主义已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挫折，并且，任何一种试图为社会生活提供系统性阐明或对理性规范提供确认的能力——不论是客观的、普遍的、或是二者兼有的——现在都已经受到一种进入文化政治领域的理论的强劲阻挠，在这一领域中，后结构主义被视为是有破解力的、相对主义的、能使政治瘫痪的东西。 您可能会疑惑我为何要在此耗费时间以这种方式详述这些争论，好象给它们提供自由演练的时间；您可能还会疑惑我是不是在戏仿(parody)这些观点。我是认为它们毫无意义，还是认为它们十分重要，而且值得回应呢？如果我在戏仿这些看法，那就暗含着我认为它们是荒唐的、肤浅的、公式化的，隐含着它们作为一般话语，具有普遍性(generalizability)和流通性，认可自己被大多数人采用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即使被那些最不可能运用的人运用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我的详述涉及到对它们的暂时认同，甚至好象我本人参与了这种处于攻击之下的文化政治，那又怎么解释呢？我表现出的暂时的认同，会不会引发我是否已卷入对这些观点戏仿的问题，或者恰恰在某个时刻，这些观点或好或坏地成为我自己的立场？ 我想指出，任何一种对认识观点有说服力的戏仿行动，如果没有与戏仿对象的先在关联，没有或不想与作为戏仿对象而接受或采用的观点建立密切的联系，都是不可能进行的。戏仿要求一种认同、接近、趋近的特殊能力；戏仿要保证与其采用的观点的紧密关联，即以后者自身来扰乱主体的声音、举止和表现，从而使听众或读者弄不明白你站在哪一立场，你是否走向另一端，你是否坚持自己的观点，你是否能够在重述他者观点的过程中而不落入他者的口实。你可能会得出结论：她一点也不严肃正经——或者你可能认为这只是某种解构的嬉戏，转而决定到这一讨论的别处去寻找严肃的讨论。但是如果您愿意，我将邀请您进入这种明显的波浪式摇摆之中，因为我认为它实际上能够达到克服左派方面不必要的分化的目的，这即是我的部分用心所在。 我试图说明，如果没有这种预先的关联和亲近，对文化左派的戏仿化努力就不会出现；进入戏仿即是进入一种既是欲求又是悖论(ambivalence)的关系之中。在去年的闹剧中，我们发现有一种特殊的认同方式在运作，在其中从事戏仿表演的人渴望，更确切地说，占据了受戏仿者的位置——不仅试图揭示文化左派的文化偶像(icons，符号)，而且试图获取和占有那种偶像性(iconicity)，因而十分高兴地将自己作为揭示偶像的表演者展现给公众社会，由此他占据着戏仿活动中戏仿者和被戏仿者的双重立场，在限定对方的同时获得暂时的文化声誉。因此，不能说戏仿的目的是要揭示左派政治受传媒诱引或定位、被大众和文化因素庸俗化的方式，而恰恰是要让左派政治介入并引导大众传媒，使自己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以期战胜那些一向被贬抑自己的人所占有的文化概念，进而重新确认和显现那些引发文化批判的公众性的价值和传媒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