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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的方法 　　[提要]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算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研究也比较薄弱，相关文献也较少。本文介绍几种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方法，并简单分析各个方法模型的利弊。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测度方法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3日 　　一、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概念界定 　　（一）新生代农民工。张雨林（1984）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一词汇，随后“农民工”这一词汇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使用。王春光（2001）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差异明显，从而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认为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出务工经商、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刘传江、徐建玲（2006）则基于两代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各自文化、观念及行为上差异，从人口学和经济学视角出发提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认为其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并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具体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用年龄作为划分标准，将其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虽然学者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上存在着差异，但绝大部分学者认同其是出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的城市务工农民。 　　（二）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市民化”指农民、外来移民 （城市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市民权）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这些均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市民化过程。广义“市民化”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使现有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些是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农民市民化过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市民化程度如何，采取什么方法和指标体系进行测定，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难点和重点。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献相比其他问题的研究文献而言不是很充分。构建一套全面、准确测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体系相对比较困难。现有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传江和王桂新两个学者的研究。 　　马用浩等（2006）认为完整的农民市民化是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相应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内容。但该文并没有进一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刘传江等（2008）构建了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度指标体系，其中农民工个体市民化程度的综合指标由个人素质、收入水平、城市中居住时间和自我认同这四者的几何平均数构成，结果显示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为50.23%。王桂新等（2008）从微观主体角度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设立了一个指标评价体系，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等5个维度。研究表明，在5个度量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中，居住条件的市民化水平最高，为61.5%，经济生活、社会融合和心理认同是农民工市民化的3个重要维度，而政治参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低。但是，该方法的工作量相对较大，而且5个维度的权重赋值相等，这点有待商榷。 　　刘传江等（2009）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四个方面设计指标体系。通过专家赋值测得各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558、0.258、0.096、0.096，这避免了王桂新等（2008）各个指标权重均等的缺陷。他们测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为45.53%，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为42.03%，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进行了评价。 　　周密等（2012）采取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估计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用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市民供给的条件下具有市民需求的概率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1）市民需求，即农民工有能力在打工城市定居的市民意愿；（2）市民供给，即打工者所在城市给予其市民身份。 　　三、不同测度方法比较 　　（一）几何平均方法。几何平均法最早由刘传江等（2008）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