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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起诉实务的研究 　　暂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在于程序上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实体上体现了刑罚经济思想。德国、日本、荷兰都对暂缓起诉制度有严格而完备的规定。在我国,针对某些检察院试行的暂缓起诉制度,有论者提出了质疑。但从我国现行起诉制度、司法资源来看,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暂缓起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暂缓起诉的法理基础 　　 　　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对于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依法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作出的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从实体上看,这项制度体现了刑罚经济思想;从程序上看,这项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在公诉领域中的反映。 　　根据公诉机关对具体刑事案件决定是否起诉时有无自由裁量权的不同,公诉制度在理论上可分为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凡是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且具备起诉条件,公诉机关必须起诉的,称为起诉法定主义。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项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时,检察院负有对所有可予追究的犯罪行为进行追究的义务”。反之,凡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且具备起诉条件,但公诉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处罚时,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的,称为起诉便宜主义。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检察官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情节及犯罪后的情况,认为没有必要予以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一般来说,起诉法定主义有利于防止检察官滥用起诉权随意决定不起诉,也有利于防止检察官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而决定不起诉。但不同犯罪情节之轻重与犯罪人的具体情况,不权衡追诉的实际社会效果,硬性要求一律起诉,则与现代刑事政策及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相违背。因此,自20世纪初期,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以后,起诉便宜主义便随之产生,并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目前,几乎所有国家起诉制度中,都赋予检察官对已构成犯罪的嫌疑人一定的起诉与否裁量权,突出表现为将在一般预防上处罚必要性甚微的轻微犯罪从刑事诉讼中取消,即所谓的“微罪不检举”,以及将原来由审判阶段确定的缓刑,前移到起诉阶段,即所谓的“缓予起诉”。 　　 　　二、我国引进暂缓起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我国的一些基层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部门试行暂缓起诉制度。根据某人民检察院《关于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暂缓起诉制度的规定》,缓诉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象是未成年人;实体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2)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3)在确定的3至12个月的考察期间未犯新罪;程序条件是:(1)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2)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3)通过检察长审批决定是否暂缓起诉;(4)办理取保候审手续;(5)定期帮教与考察;结果有两种:未犯新罪就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又犯罪而移送起诉。 　　针对上述制度创新,有论者提出质疑,认为暂缓起诉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愿望出发,基于非刑罚化的考虑,作出制度设计,其总体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存在自身的一些优势,如给予未成年人更多改过的机会,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污点以利于其更好地走向社会,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等。但是,其一,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特别是付诸实施首先必须考虑其是否符合立法精神,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如果离开立法或超越立法,再好的制度在实施中也是对法律的违背,是对法律权威的破坏。暂缓起诉在中国现阶段的实施缺乏法律依据;其二,暂缓起诉制度是否真正有利于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值得怀疑;其三,暂缓起诉制度在效率上的优势会基于社会公众对安全的迫切需要而让渡予秩序和公正的价值要求;其四,暂缓起诉制度在减少未成年犯罪污点上的优势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完善。 　　 上述对暂缓起诉制度的质疑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合中国检察改革,尤其是未成年人公诉改革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 　　 　　三、暂缓起诉的制度设计 　　 　　 暂缓起诉的制度设计主要涉及以下问题:即如何科学地确定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如何合理地设立暂缓起诉的适用条件;如何有效地制约检察机关的暂缓起诉决定权;如何切实地保证暂缓起诉的适用效果。 　　 (一)关于适用对象问题 　　 主要解决何种行为主体,何种性质案件,可以适用暂缓起诉。 　　 在行为主体方面,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暂缓起诉应只适用于未成年嫌疑人,对其他行为主体不得适用;第二种观点认为,暂缓起诉不仅可适用于未成年嫌疑人,还可适用于老年嫌疑人以及偶犯嫌疑人;第三种观点认为,凡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及免予刑事处分的犯罪嫌疑人,均可适用暂缓起诉。我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