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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诸问题的研究述评 　　摘要：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对我国大学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从民国大学教授聘任问题、流动问题、结构、薪酬、“教授治校”、具体群体六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现状分析，并做出了四点展望。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研究现状;展望 　　中国大学在民国时期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大学教师一直是近代大学发展壮大的骨干力量。尽管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因时局动荡而曲折前进，但是大学精神在此时形成，大学制度也巩固了下来。其中大学教师是中国大学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他们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 　　一、研究现状 　　在时局混乱的社会条件下，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生存状况、学术生活等方面，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主要方面。通过对近年来的文本研究，本文把对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教师问题研究的现状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聘任问题 　　对于大学教师聘任制的历史沿革，陈媛在《回望与沉思――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研究（1895-1949）》中划分了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分别标志着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初步形成、走向规范化。 　　关于聘任制度的具体法律规范，邓小林在其文章中论及：南京政府时期相关法律规范、文本有《大学组织法》、《大学法》、《条例》与《暂行规程》四种。在数量上看似乎还少了一些。但是其实际内容，特别是关于教师资格和聘任权限方面之规定，却远比北洋时期详细[1]。 　　有关教师的聘用标准，邓小林提出：“在民国初期，与国立和省立大学不同，私立大学的教员聘任之标准，有着明显的政策规范。”[2]同时，“在聘任教员的实际过程中所实行的标准，不仅与部令有异，即便校与校间，也各具特色。”[3]而李艳丽在《民国时期大学教师准入制度的演变及启示》中分析了大学教师的准入条件、准入等级、准入底线及校际差异。还有论者分析在中外教师聘任标准上的状况[4]。 　　对于大学教师聘任的实践研究，邓小林在《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之研究》中以北大、成都大学、广州大学为例分析了北洋时期国立大学的聘任情况，以北大、清华、川大、为例考察了南京政府时期国立大学的聘任情况，展现了不同时期在不同校长的管理下，这些大学教师的聘任情况。陈媛则在《回望与沉思――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研究（1895-1949）》中介绍了北大、清华、南开、成都大学的聘任情况，并把大学聘任教授类型分为不拘一格型、注重资历型、偏重培训型。 　　有关大学教师聘任的其他问题。邓小林在《《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之研究》》中论述了教师聘任中的非制度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校长的介入，熟人或准熟人的社会关系影响，派系、个人利益或政治的推动，还探讨了“本土派”与“海归派”，教学、科研与聘任的关系。陈媛则在《回望与沉思――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研究（1895-1949）》中分析了大学聘任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共同问题，主要包括土洋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破格聘任问题和兼职教授问题等。 　　关于大学教师聘任的意义和作用。邓小林在《《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之研究》》中论述了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与近代大学教育和学术之发展。陈媛在《回望与沉思――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研究（1895-1949）》中认为“聘任制度是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一种职业准入机制，它赋予大学教授群体高学历、高待遇、高地位的特征，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跻身大学的有效机制。” 　　（二）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流动问题 　　吴民祥的著作《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从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流动的原因、流动机制、流动对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构成的影响、流动对近代大学教育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分析了影响大学教师流动的六大影响因素为思想的论争、校长的教育理念、学术机构与学术交流、政治干预、经济状况、战争压力。 　　桐城“古文派”与江浙“新思潮派”对北京大学的争夺、东南大学“学衡派”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的抗衡、“新文化派”的分道扬镳：学术与政治的不同取向，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论争对大学教师的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郭秉文“文理并重，学术并举”、张伯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梅贻琦“端赖大师，教授治校”、竺可桢“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这些治校思想对各自所在大的学教师流动产生了影响。 　　在学术机构对教师流动的影响上，作者主要论述了中国科学社、清华国学研究院、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而学术交流对教师流动的影响，包括了互换教授、借聘教授、学术演讲活动等国内学术交流，以及派遣教师出国进修、研究、考察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国际学术交流。 　　政治干预与教师流动，作者主要论述了北伐统一、首都南迁对大学教师流动的影响。通过北京高校教师的“索薪”运动，北伐战争、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