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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的研究 　　摘要：本文以“经济―文化人”假设作为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结合对朗德上寨的田野调查进行实证研究。郎德上寨“工分制”的形成和演化体现了村民在旅游活动中的经济行为既有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人”行为的特点，又有受民族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的“文化人”的特征。理清文化观念与经济行为的这种互动关系，才能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互动的原理和机制。 　　关键词：经济―文化人；民族村寨旅游；郎德“工分制” 　　中图分类号：F590.1文献标识码：B 　　一、前言 　　自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到当代的哈耶克、布坎南，都把“经济人”作为考察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修补，也没有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经济人”假设又称“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指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是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1]。从“理性经济人”假设来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如阿马蒂亚?森认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2]。诺思则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3]。因此，经济学的内部与其他学科立足于经济人假设的现实意义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些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其他人性假设。例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道德性，提出了“道德人”的人性构想。又如梅奥提出的“社会人”，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等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 　　人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内部各要素之间不断发生互动，另一方面与外界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作为“经济人”的同时，人又是“社会人”、“文化人”、“宗教人”等等，这些属性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其经济行为就必然具有特殊性，而这种整体上的特殊性又迁延形成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理清文化观念与经济行为的这种互动关系，才能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互动的原理和机制[4]。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使人的经济行为具有复杂性，在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民族村寨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二、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民族文化观念对村民经济行为的影响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人与物两大要素构成了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一定的区域空间内的各种自然资源属于生产力中物的要素；一定地域上的不同民族人群，则形成了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和利益诉求，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质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就使得各民族群体选择了不同的经济行为方式[5]。 　　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内容和形式的文化，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民族文化是把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统一性和传承性的最显著的标志[6]。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和在改造过程中产生的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其本身也是民族经济活动的结果[7]。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虽然有其精华，但也有其糟粕。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生产力反映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总体上是与其原始的、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是与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这种文化观念和行为准则显然是不适应市场经济文化体系的。民族村寨的村民很多不讲经济规律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些经济现象更多的是民族文化观念的反映。不经济或违反经济规律的经济行为，在内地、在汉民族中也有，但是，其更多的是个体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影响不到一个村寨的经济发展；而民族村寨，更多的是群体行为，其对村寨经济的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4]。 　　人性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着的，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性。以往的人性假设，或者偏重人的理性因素，使得“经济人”僭越了“人”的地位从而造成社会生活的单向度和机械化；或者偏重人的社会性因素，过分强调人与人关系中情感逻辑的作用，而轻视合理的理性逻辑。事实上，片面强调经济理性，会导致精神的荒芜和畸形的发展，片面强调文化价值，又会导致物质基础的匮乏和社会生产力的低下[8]。村民在民族村寨旅游活动中的经济行为既有